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从一个贫困、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世界工厂”之后，中国正在朝新的目标发起冲刺：一个全球领先的创新者。
过去的一年里，邱则有的公司申请了700项发明专利。邱是一间建筑公司的老板，但人们更愿意称呼他为“发明家”。他拥有近5000件发明专利，还发起并打赢了数十桩捍卫自己专利的官司。
《华尔街日报》评价邱则有是“中国的爱迪生”，另一些人则相信，他也许代表着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快速崛起。在从一个贫困、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世界工厂”之后，中国正在朝新的目标发起冲刺：一个全球领先的创新者。
中国正在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创新势力
乍一看，中国创新能力有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透露，2008年，中国共提交了约20万项专利申请，仅次于日本和美国。这一数据使中国成为创新力第三强的国家。
“中国正在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创新势力。”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佩里说。
显而易见的是，在30年的发展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数量正在疾速增长。从1993年到2006年，美国科学和工程博士毕业人数每年以24%的速度增长，而中国同期的增幅超过1000%。从人数上来讲，中国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同时，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投入也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1.1%上升到了2010年的1.5%，到2020年，这一比例预计可以达到2.5%。这段时间内中国GDP增长迅猛，由此可知研发支出的增长应更加令人惊叹。
而在世界范围内，2010年，中国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的比例达到了12.3%，仅次于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在科技研究领域投入的人力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成为创新领导者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医药领域，饶毅和施一公分别是遗传学和结构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他们与其他研究员被认为是各自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中国企业和大学也已经发现了好几种全新的化合物；在电信领域，华为公司在无线传输领域所做的创新研发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一场史诗般的产业革命已经把中国引领到了当前的发展状态，中国的知识革命则引领它继续向前。”路透社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国还需要一场艰苦的“创新长征”
毫无疑问，中国在制造专利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力，但一些人却怀疑它们是否能转化为足够的经济影响力。
在这份光鲜的专利数字成绩单背后，《福布斯》杂志在一篇报道中怀疑，这些专利并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推动所谓的“知识革命”。
“中国不断增长的发明活动，是创新过程中最容易实现的部分。”《福布斯》杂志的报道中写道，“想要实现与价值相关联的创新，中国还需要一场艰苦的‘长征’。”
同时，中国专利的质量也常常遭人诟病。大多数中国的发明专利都缺乏足够的独创性。它们大多数是对韩国、日本产品的改良，还不是自主研发全新的产品，更谈不上在仔细研究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大多数时候，中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只能称得上‘还可以’，”麦肯锡公司亚洲区负责人欧高敦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在银行等国家主导的领域，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事实上，如果把要求提高，以“境外认可的专利”和“超过三国机构认可的专利”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创新成绩单就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了。
观察家们为中国的创新力欢呼，可在中国本土，很多人并不持有同样的乐观态度。在华尔街日报网站进行的一场关于“你觉得中国创新能力如何”的投票中，超过70%的人认为“很差”。
深圳的场景似乎能与此相互印证：在这里的大型手机市场上，人们能看到苹果、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最新款手机，价格却出乎意料的便宜——因为它们都是仿冒外形、逆向功能创新的“山寨机”。
“创新长征”路上的障碍显而易见
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做出一些推动型的改变。去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战略，其中设定的一个目标是到2015年时，每年的专利申请量达到200万件。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种环环相扣的规章制度和国家投资计划，目的就是让中国到2020年成为全球科技大国。在《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国将在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创新和再创新，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打造自己的优势。
可在此之前，这条“长征”路上的障碍仍然显而易见。除了起步低、基础弱之外，创新、教育制度也同样问题重重。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最近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为了获得几千万到几亿元的研究经费，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和阻碍创新。”施一公和饶毅写道。
科学家们抨击政府为研发项目拨经费的流程缺乏效率，并且高度政治化。决策者明显倾向于政府各部门支持的大型项目，对研发项目的拨款基本是基于政治影响力和关系，而非科学的同侪考评。
严重困扰中国科研文化的因素还包括重量不重质、以及使用本土而非国际标准来评估和奖励科研成果，这使得学术界欺诈行为盛行，也给严肃的科学创新工作带来巨大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9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部30078名受访者中有半数都知道至少有一位同事曾有过学术欺诈行为。
教育是另一个备受抨击的体系，人们质疑中国的教育更强调死记硬背，而非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微软公司在北京开设的研究院就面临到现实的问题：虽然招聘的中国毕业生都很聪明，但在从事科研时，他们总是“太被动”，无法提出自己想做的项目。
“在中国，科研实验室普遍遵循的自上而下的体系。这与微软的要求完全不同。”《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自上而下的体系同样出现在中国式的创新过程中。最大的教训是移动通信领域，中国坚持投资数十亿开发TDS-CDMA技术，希望树立一种国内的3G网络移动通信自主技术标准。但由于国外可使用的成熟标准已经存在，这一标准在实际商业活动中不断受到冷遇，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更是没什么人愿意买账。
但即便如此，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面前，观察家们还是愿意做出乐观的表示。麦肯锡亚洲区负责人欧高敦说：“只要中国决策者已经从先前的创新失败案例中吸取了重要教训，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