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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公众在战后发现，他们的总统为了自己的良心好受拒绝对日本投放原子弹，让数十万子弟兵去和困兽犹斗的敌人肉搏，激起的公愤必定是无法想象的。
二战后爆发反思浪潮
1953年，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礼拜里，杜鲁门出席了英国大使馆为欢迎温斯顿·丘吉尔而举办的一场晚宴，后者当时刚刚重获首相职位。觥筹交错之时，丘吉尔突然向杜鲁门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解释自己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时，心里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呢？”
这便是威尔逊·米斯康博神父在《最富争议的决断》一书中描述的场景。据说，杜鲁门不是很喜欢这个问题，很快就把话头扯开了。但是，如果他的确要在天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这本华丽的小书中所记载的文字，是再简明不过和有说服力的了。
1945年8月投放原子弹时，杜鲁门的决定是毫无争议的——它得到了同盟国方面几乎所有人的支持，因为这次核打击立即结束了一场已经夺走5000万条生命的战争。不过，在战火熄灭之后，杀死广岛和长崎两市21万日本人的行为开始受到质疑。1946年发表于《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挑了个头，此后几十年间，认为“没必要使用原子弹”的人数稳步上升，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尔·阿尔伯罗维茨出版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以及一个美国神话的架构》一书，更是把批评声浪推向了高潮。
不用原子弹代价更大
而事实上，反思派人士创造的神话比其消除的更多。本书作者米斯康博是圣母大学的历史教授，精通神学和道德方面的知识，也熟悉政治和军事决策程序。他带领读者，在本书中仔细地回顾了建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起源。这个计划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制定，最初针对的是纳粹德国，而且经过了同盟国主要决策者和高级将领的论证分析。
作者提醒我们，罗斯福任总统期间，美军战机对东京和京都等地进行常规式轰炸，同样造成了数以十万计的日本人死亡，但外界对此的指责却相当少。与此同时，日军在前线的疯狂抵抗仍在给盟军造成巨大伤亡，其中包括在硫磺岛伤亡的2.6万人，以及在冲绳岛伤亡的7万人。情报首脑赫伯特·胡佛曾引用这些战例警告杜鲁门，如果以常规方式进攻日本本土，可能会导致50万至100万官兵失去生命。军方给出的预测数字也相差无几。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杜鲁门不使用当时可以部署且最能改变战争形势的武器，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美国公众在战后发现，他们的总统为了自己的良心好受，拒绝投放原子弹而是让数十万子弟兵去和困兽犹斗的敌人肉搏，激起的公愤必定是无法想象的。
军国主义应承担终极责任
当然，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核战争本身的残酷。在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前不久刚刚举办了一场吸引人的摄影展，展出的照片都是1945年10月，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局向杜鲁门提交的3卷秘密报告《原子弹对日本广岛的影响》中的原始资料。“在报告中，调查局的研究人员指出，广岛一直都是理想的目标，堪称完美的实验样本。该城市的人口密度比纽约5个核心区的都要高，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过战火破坏，还有着几乎一马平川的地形……目标区半径6000英尺，是一个完美的范围，而且有足够的、各种类型的、建造牢固的高层楼宇、大量不同材质的桥梁，以及广泛的公用事业系统，可用来对爆炸效果进行相应的评估。”
但同样不该忽略的是，作为对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一个附带结果，这些可怕的武器在漫长的冷战时期再也不曾投入实战，因为各方都深知它的恐怖。在下令摧毁长崎之后的一天，杜鲁门曾在闭门会议上对他的内阁提到过，“一想到又要杀掉10万人，我就感到害怕”，他还说，“我并不喜欢杀死所有那些孩子的想法”。在本书中，米斯康博神父把终极责任归咎于“扭曲了的日本新武士阶层，他们率领用狂热效忠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裹挟整个民族加入某种自杀式行动。他们试图延长这场战争的愚蠢和背信弃义，是绝不应该被忽视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