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贵州吃狗肉

    “妈妈，请不要吃那块褐色的肉！”我11岁的女儿正在恳求我，对我的午餐——一大块炒狗后臀肉——实施“死缓”。我下定决心，不管会对女儿的心灵或我的消化道造成什么后果，我都要咽下这块狗肉。

    褐色的狗肉似乎是最美味的，在刚结束的一次旅游中我们大致被如此告知。这次旅游我们去了游客最少却最壮观的中国旅游目的地：贵州省——在旅游业日益兴旺的中国大陆，贵州是一方遍布喀斯特地貌和独特文化的土地。上海、北京、西安、成都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游客的聚集地，但贵州则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中国风貌：更古老、更友好，也更纯朴。

    只需吃一顿贵州盘江镇上的“小红狗肉宴”，就足以生动地看出贵州和其他旅游省市的区别——在这里几乎每家餐馆都卖狗肉。在中国其他地方，人们对吃狗肉持有争议——4月份，动物权益保护者在北京城外伏击了一辆卡车，使车上近600只狗免于沦为桌上佳肴，但在贵州，狗肉仍然是一个极受重视的佳肴。

    我跟从的是WildChina旅游公司，在其关于喀斯特山区和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游览目录上，未提及狗肉。但我坚持认为：如果狗肉对贵州人民有益，那它对我也有益。我也这样告诉了孩子。

    我已经警告过我两个10多岁的宝贝，这次旅游并不是我们通常的“中国之旅”——在游戏厅和破旧的中国游乐场之间游览著名寺庙和神圣山群。这次，我们要游览一个“真正的中国”——就连“虎妈”也讲不出比这更好的话了。

    所以，我任由一个孩子蜷缩在大巴车的后部——他喝着雪碧，大口咀嚼着奥利奥饼干，不愿看窗外的风景，然后赶着另一个小家伙径直经过一口煮着幼犬爪子的锅走到柜台——在锅旁边，小红正等着切割一些狗肉。

    我也曾希望小红能给我些不是褐色狗肉的其他东西：在贵州狗肉宴严格的优劣分级制度下，褐色狗肉最优。但是，小红店里只有褐色的狗肉，因此我努力把我们上海家中那只褐色流浪狗的念想屏蔽（我们称那只狗为“饺子”，当它是一只幼犬时，自己从一口煮锅中死里逃生），然后大吃特吃配有香薄荷、蒜芽、“臭豆”和贵州辣椒酱的狗肉砂锅。

    像白蚁、毛虫、莫帕尼毛虫、羊内脏和所有我人生中吃过的其他粗鄙的东西一样，狗肉对我来说吃一次足矣——其美味程度不足以消除我在吃一只“灵犬莱西”的感觉。但是对于贵州，游览一次肯定不够：我已经在这世上游荡了近40年，但在我久远的旅行史上，在贵州旅行的感觉却十分罕见。

    所有的旅行指南都单调而乏味地唠叨着贵州复杂的刺绣和众多少数民族精致的发型——贵州少数民族是中国政府认可的55个少数民族的成员（每当政府想鼓吹其多样性时，都会对此加以庆祝）。我脑海浮现出一系列无穷无尽的手工艺仿冒品，这些东西由少数民族部落男子假装使用真正的传统做法制作，并总是恰好出现在旅游巴士停车站外面。

    但那都是我遇见肖泽生（音）之前发生的事情。肖是WildChina旅游公司的导游，一个比我更不能忍受仿冒文化的贵州当地人。他带领我们走过稻田，在满是泥巴、粪肥和水的稻田中间狭窄的堤坝上胆战心惊地保持平衡，来到自水牛出现以后显然便基本未受过太多技术变革影响的农场和村庄。在行途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传统的刺绣和精致的发型，但这些都穿戴在正在砍柴或正在插秧育苗的农妇身上。

    肖泽生和谭南希（音）护卫着我们来到几户苗族群落的人家。谭南希是WildChina的美籍华裔导游，她说话带有明显的田纳西州长音，并具有让10多岁孩子保持高兴的绝招。

    我们在贵阳集合。我们贵阳半日游的亮点在于观看市政工人把泥浆倾倒入南明河，这是贵阳市试图打造中国最洁净城市之一的部分措施。像中国大部分二、三线城市一样，贵阳是一个相对乏味的城市。在闪电般地观赏完78米高的黄果树瀑布后，我们驱车前往驻扎地凯里。贵州的酒店不敢恭维：我们入住的嘉瑞禾腾龙酒店是凯里最好的酒店（虽然酒店的客房服务似乎认为，对地毯进行吸尘并不是豪华酒店的必备功课）。我们最后一晚入住的是新建的雷山国际酒店，其经历再次证实了我的印象：贵州人宁愿把泥浆倒进河里，也不愿将之从地毯里吸出来。

    凯里在当地语言中意为“让我们和水牛一起到田里去”。离开凯里的那个早上——由肖泽生带领，我们遇到了一群农妇，她们正在没过膝盖、里面有粪肥的稻田里播种育秧。“来，和我们一起干吧。”她们高呼着——于是我们脱掉鞋袜，把双腿陷进她们身旁的泥浆中。

    我的两个美籍华裔宝贝还是婴儿时就被我领养了，他们没有留下名字的亲生父母可能也是农民——看着我们这些城里人不能在水下把一小把水稻秧苗直立地插在正确的间隔里，7个农妇哄笑成一团。 “不要浪费。”一个农妇轻声斥责道。

    我们很容易把贵州的贫困与魅力混为一谈。贵州人民是中国最贫困的人群。他们在看起来近乎垂直的山坡上劳作，梯田几乎蜿蜒至每个可到达的高山山顶，他们自己动手犁地或用畜力。他们肩上挑着压弯了腰的扁担；他们在常常受污染的小溪里用木棒捶打衣服；每个老年妇女背上似乎都绑着一个幼童——孩子的父母在遥远的城市打工。而他们吃狗肉，不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且因为对他们来说，饥饿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生活记忆中的一部分。

    但比贫穷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自力自强：在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人正在用当地树上的树皮造纸；一个铁匠在打造一把斧头；一个中年男子在弹棉花；一个窑匠正在烤制黏土碗，黏土碗用烧焦的米糠和从附近山上的生石灰上釉，这门手艺传到他这儿已是第六代了。家家户户门外都有一个老头或老太在剥竹笋当晚餐，或在编织，或在磨刀石上打磨镰刀。这完全是一幅布鲁盖尔（Bruegel）笔下世界的亚洲版。

    但这就是中国，一方经济迅猛发展的土地，一个高速公路、铁路和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昔日还仅有成片稻田的国度。也许明年，身穿刺绣衣服的插秧农妇就会从贵州消失，也许随后消失的就是水牛，最终狗肉也将消失。不管怎样，这里终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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