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太平年代,许多人不自觉地患上了“焦虑缺失症”——不管经济滑坡、气候恶化、自然灾害增多、生物灭绝或者发生其他什么,他们照样蒙头大睡。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不妨读读《科学》杂志驻华记者玛拉·赫维斯坦达尔的新书《非自然选择》吧。
“荷尔蒙灾难”席卷亚洲
在这部著作中,身在太平洋另一端的赫维斯坦达尔提醒读者,一场荷尔蒙大灾难迫在眉睫——亚洲的男性严重过剩,随之引发了暴力活动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说婚姻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剂,过多的单身男性就是潜在的解构者,这样的一个时代刚刚开始。
在这本厚重的新书里,作者运用丰富的资料证明,东亚、南亚、西亚的男性婴儿比女性婴儿多得多。整个亚洲男女婴的比率是105比100,而在中国绥宁,这个数据高达152比100。
上世纪20年代,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注意到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将其归咎于某些不发达地区残害女婴的陋习。女权主义者则把性别失衡现象简单视作“族长主义”对女孩的偏见。相比之下,赫维斯坦达尔在亚洲多国开展的田野调查,更侧重于发掘导致这种现象的政治以及经济力量,包括行政决策和医疗技术的发展。
举例来说,中国奉行的计生政策对性别失衡的作用很大——很多人偷偷用超声波提前判断婴儿的性别,然后催促产妇将女婴打掉。从技术角度看,正是产前的性别检验,使父母有了选择婴儿性别的可能。就此,赫维斯坦达尔特别强调了3方面因素:一、技术让产前鉴别成为可能;二、流产手术较易实现;三、先是名人显贵带头,普通的家庭也跟着做。
抛开上面的因素不论,造成性别比例失衡的核心原因,显然是人们普遍喜欢男孩。计划生育工作者发现,在很多国家里,人们不断地生小孩,直到生下一个男婴才算作罢。社会学家圭尔莫托认为“这是一个倾向于男孩的时代”,东西方各个国家皆如此;《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则说过,人为的性别选择“有力地表明了现代科技和传统保守观念如何狼狈为奸”。
没有女人 世界将怎样
以“没有女人的世界”为主题,作者用本书的后三分之一篇幅预测了性别失衡导致的种种结果:国际人口贩卖,一妻多夫现象增加,未成年婚姻、性旅游、性病传播乃至暴力蔓延。
无论怎样,性别比例的变化会带来很多始料不及的后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印度,地区之间的通婚打破了严格的种姓制度;在越南,买个新娘要花很多钱,因为新娘的娘家把她当摇钱树;在中国,父母们希望女儿嫁到国外去,为家里带来源源不断的好运。比较例外的是韩国,2007年,该国男女婴性别比率开始平衡,因为政府推行了性别平等政策。
即便属于发达国家,美国的暴力活动也是很严重的。有学者认为,正是男性优先的传统,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暴力倾向”。这样将暴力与男权主义挂钩或许有失公正,但就赫维斯坦达尔自己来说,她对从上海到加州的多名科学家的深度访问支撑了本书的判断。
赫维斯坦达尔主张立法监测美国的产科病房,以及在这些领域的医学新技术。一些更激进的人则认为,性别失衡危及全人类的未来,应该立刻禁绝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与此相关的一些新技术。赫维斯坦达尔当然也知道,美国的保守政治团体会利用她在书中列举的数据去劝说妇女们不要堕胎,不过有消息称,她并不想让自己的观点为“政治所用”。
赫维尔坦达尔是个“告密者”吗?如果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或者说,她仅仅是一位无奈的先知,正向人类描述我们无法回避的归宿?不管是哪一种,这本《非自然选择》都称得上是令人心潮澎湃、沉醉入迷的,值得我们在夜深人静之时细细品读和思考。
关于作者:
玛拉·赫维斯坦达尔1998年就读高中时,就获得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奖章。她先后拥有费城斯沃斯莫尔学院文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科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并担任以促进全球新闻业为己任的“环地球媒体”组织的顾问。
赫维斯坦达尔精通西班牙语和汉语,过去几年一直住在中国,作品涉及科学、文化、政策,重点报道了中国的考古学发现及太空计划等。她的另一个头衔是美国《科学》杂志驻华记者,同时为《大众科学》、《金融时报》、《外交政策》等多家报刊、杂志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