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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男女，无论家境优越还是贫苦，所有参与者都因这项研究或多或少达到了不朽。他们的印迹将活在保留下来的DNA样品中，活在冻存于液氮里的细胞系中，活在他们的文档记录中……
被研究的一代人
帕特丽夏·马尔文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的一间小屋里出生时，有4千克重。她的爸爸正在拨弄旁边的锅炉为屋子取暖。
这是1946年3月5日。第二天，戴维·沃德在伦敦附近一家医院出生，他属于“极少数出生在犹太医院中的天主教徒”。他爸爸后来说，沃德出生时“像一只剥了皮的兔子”。
二战在几个月前刚刚结束。就在那一周剩下的几天里，共有16695名婴儿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出生，他们的体重、父亲的职业、家庭的房间数目、居住人数、婴儿是否为合法所生等极为繁复的细节信息，都被记录在厚达4页的调查表上。随后几年里，其中5000多名新生儿的信息被不断更新进档案，卷宗越来越厚。之后，在他们的整个读书阶段和青年时期，研究人员用称量、测算、刺激、扫描、询问，以及能想象得到的各种方法，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做了研究记录。
到了2011年3月，这群人有太多值得庆祝的理由了：他们都到了65周岁，这是很多英国人的退休年龄，因此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参与的出生组研究成了世界上同类研究中持续时间最久的。这群普普通通的男女，现在是全世界被研究得最透彻的人，这也让他们成了最有科学价值的一批人：研究人员可以跟踪他们的健康和经济状况在一生中的变化，并寻找能够解释其生命轨迹的各种因素。
研究显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那些最重的新生儿在几十年后患乳腺癌的几率最高；出生于社会较低层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发福；小时候住院超过一星期的孩子后来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
如今随着出生组成员进入老年，这项研究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了解一生的经历将会如何加速或延缓人的机能衰退，这正是英美等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3岁看大，7岁看老
20世纪上半叶，人口出生率降低和婴儿死亡率持续偏高成为英国的严峻问题。人口调查委员会建议开展一项研究，调查生育的社会经济成本是否减低了生育积极性。内科医生詹姆士·道格拉斯被任命为这一研究项目的带头人。
当时道格拉斯准备发起一项调查：让家访护士对某一周出生的每一个婴儿的母亲进行走访——今天，这种做法会受到伦理、后勤和经济的诸多限制。他一共走访了13687名母亲。
这项始于1946年的出生组研究名为英国全国健康和发育调查，由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开展，研究结果到目前已经出了8本专著和600多篇论文。调查显示出的最重要结果可能是：早期生活确实会影响很多方面。
孩子出生的社会经济环境较好，则很有可能读书优秀、不得心脏病、身材苗条、思维敏捷，并至少活到现在。（例如，沃德的父亲在伦敦附近一家做干洗生意的企业里一步步晋升，而他自己后来念了大学，在新闻业成就了一番事业；马尔文的父亲在她5岁时离家出走，她只能穿别人施舍的旧衣服，16岁辍学，因为母亲付不起学费而没能念书当上老师是她“最大的遗憾”。）
“这在流行病学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突破性研究，是惟一一项追踪整个出生组生命历程的研究，并且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以塞拉·苏瑟说，“通过追踪某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你对某种疾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会有深刻理解。”
道格拉斯决意把这项研究当成工具，用来记录社会的不平等，衡量新兴福利改革的影响。他从最初的孩子们中挑选出了5362人做样本，开始定期记录他们的健康情况、生长状况等各项数据。
1948年，道格拉斯根据研究结果写出了《大不列颠的母性》一书。因为揭示了贫富差距在婴儿存活率与产妇保健上存在惊人差异，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广为报道的一项结果是，在家分娩的妇女中仅20%有止痛措施，并且穷人生孩子时最为痛苦。这一结果促成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允许更多的助产士用笑气帮助产妇生产。他的《家庭和学校》（1964年）、《我们的将来》（1968年）两本书成了英国必读的教育参考书，并推动了上世纪60年代不论学生出身的“综合学校”设立。
“这不是纯粹的宿命论”
当道格拉斯在对该项目人群中的不同特点展开研究时，孩子们也在经历各自不同的道路。因为吃学校的免费餐而深感难堪的马尔文，成绩并不理想，她离校后去了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学打字。与此同时，沃德的父亲正计划买房，母亲则一边熨烫衣服一边考他的拉丁词汇能力，他和姐姐成了他们家族最先考上大学的人。
上世纪70年代过去了，该研究的参与者步入而立之年，道格拉斯也渐渐力有不逮。1979年，迈克尔·沃兹沃斯执掌该项目，他开始评估群组的身体机能与健康状况，包括血压、心肺功能、饮食和运动情况。他希望了解这些指标如何受早年生活的影响，并跟踪这些指标的变化。
采集到的数据中体现出一系列相关性。1985年，沃兹沃斯与研究组同事报导，出生组成员中体重较轻者成年后血压偏高的较少。该结果初步显示，胚胎与婴儿时期的生长状态对成年后的健康状况有着深远影响。其后的研究得出了越来越多的结果支持这一相关性，表明婴幼儿时期的生长发育状况与成年后的特质有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认知能力到性格弱点，再到患糖尿病、肥胖症、癌症以及精神分裂的风险，无一例外。
对今天的科学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怎么解释这些联系：婴儿身上的哪些生物系统会如此重要？无法消弭的损伤是如何产生的？表观遗传学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答案：早年的生活事件会给DNA打上一些化学印迹，改变基因的表达模式，对将来的疾病可能有促成作用。
然而研究人员也强调，人的命运并不受早年生活的禁锢。“我不希望这些研究发现被人解读成纯粹的宿命论。”目前这项调查的负责人戴安娜·库更倾向于一种比较积极的观点，即疾病风险来自于人生中各种经历的积累，而教育、饮食等因素能转变人生轨道。
随着这项研究中的女性迈入50岁门槛，更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小时候在智力测验中成绩较好的女孩子，趋向于比那些成绩差的晚几年进入绝经期。研究人员目前的理论认为，儿童时期的认知能力反映了脑的发育，包括一些负责应答或生产激素的脑区。简而言之，智商高可以说明整个大脑发育得好，就能更持久地繁殖。
随着出生组成员渐渐年老体衰，研究人员将继续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并试着筛选出早期生活经历所起的作用。库说：“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他们中年时观察到的影响身体的这些效应，将来的影响会不会变小？”又或者会像某些流行病学家预期的那样，随着年事增长表现出更明显的作用？
一项关于生命本身的调查
目前，库还有更紧迫的任务要操心：举办5场65岁生日聚会，聚会上，参与研究的成员们将生平第一次见面。沃兹沃斯过去也考虑过办50岁或60岁欢庆会，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办，以防见面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参与者的人生。他说：“有人也许会抛弃自己的伴侣，搭上另一个参与研究的人。”但库决定，认识和报答这些成员值得冒险。（她甚至写信给白金汉宫，请求他们邀请该项目成员参加花园聚会。“我写了一封很棒的信，学会了该怎么给女王寄信，还在期盼回信。”）
沃德和马尔文很高兴自己能成为该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直让我颇为自豪，”沃德说，“就算是尿床这种事，说不定我也对这个国家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做出过贡献。”对于研究人员会一直监视自己直到自己弥留和死掉这种想法，两个人都不感到困扰。
这群受试者中已有13%的人作古，而这项研究对其余受试者的命运也有了一点结论。库翻开几张她计算出的生存率图表，上面显示了调查对象中活到60岁以上者的比率，还按父亲的社会阶层做了分类。他们发现，其中颇有些耐人寻味的相关性值得挖掘一番。库指出，一组家境较好的女性，死亡率大约为其他组的一半。这个结果不能归因为吸烟较少等因素，因此库猜测，这些女性得益于英国战后提供的教育机会与卫生条件，她们利用这些机会让自己获益而活得更长。
不过，无论男女，无论家境优越还是贫苦，所有参与者都因这项研究或多或少达到了不朽。他们的印迹将活在保留下来的DNA样品中，活在冻存于液氮里的细胞系中，活在他们的文档记录中——这些记录已全部从穿孔卡片录入了计算机。“你非常清楚自己的记忆在消退，”沃德说，“但你知道，存档中有一个你的翻版。”
“我常把它称为‘另类传记’，”他补充了一句，“我本人就很乐意获得这样一份传记。”
□“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