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并不总是如此自我厌恶。19世纪,帝国主义达到顶峰,欧洲充满自信。但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侵蚀了欧洲文化的确定性。
今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宣称,两国多元文化政策宣告失败。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去年就曾发表过类似的感叹。欧洲对于多元文化的争论以及如何处理非欧洲移民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这是“阿拉伯之春”对欧洲的必然影响。然而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欧洲究竟是如何对自身文明失去信心的?
在现代,自我批评的欧洲传统通常已经“降格”为多愁善感的自我检讨。拿非洲来说,很多人认为,非洲欠发达问题是西方的罪过。西方发展援助其实是对非洲贫穷感到内疚的一种体现。
要探明西方崛起和繁荣的根源,就应该回顾一下文艺复兴。建立非洲殖民地与此无关,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都无法触及非洲内陆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者占据北非和中非地区也相对较晚。这些地区早已被土耳其帝国统治了数百年。欧洲对非洲欠发达所承担的责任,绝对不会超过罗马应该为高卢(欧洲西部地区)欠发达应承担的责任。
很多人还非常同情巴勒斯坦国民。这一态度很能理解,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确实值得同情。然而,谁会担心中东地区大量的基督教教徒呢?他们的处境至少与巴勒斯坦人一样可怜,甚至更可怜。
在埃及人口中,信仰基督教的人至少占10%。这些人受到压制,经常生活在痛苦之中。叙利亚、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教徒也受到歧视。在索马里,伊斯兰教极端者无法容忍任何人拥有《圣经》。而在欧洲,似乎没有一个人会对这些犯罪行为感到气愤。除了波兰和爱尔兰之外,基督教似乎在欧洲已经“过时”。第三世界基督徒有强烈的“被遗弃感”。
如果有人对当代西方生活中基督教重要性有任何怀疑,那么这些非欧洲基督教教徒只需看看英格兰牛津之类的地方就一目了然了。那里有建好的基督教教堂,而当地政府已经决定以“冬光节”(Winter Light Festival)取代圣诞节。一位发言人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所有宗教一律平等”。
欧洲人并不总是如此自我厌恶。19世纪,帝国主义达到顶峰,欧洲充满自信。而过去一个世纪见证了第一次世纪大战浩劫,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体主义政府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斯大林主义、1968年社会主义变革等。这些事件无不侵蚀了欧洲文化的确定性,并将欧洲文化引领到一个多元文化时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欧洲“受虐狂式”文化的另一根基,正是现代几代人一直渴望抛弃的基督教。无论欧洲人是否喜欢,欧洲文化都已经深深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如《马太福音》所言“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尼采称之为“奴隶道德”。不仅如此,还有“别人打了你的一边脸,你就应该伸出另一边脸也让他打”和“多付出一分代价”等说教。
如果伊斯兰教文化可以描述为“耻感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罪感文化”。基督教罪感文化和欧洲的“自我厌恶”在全球都有体现,并被其它文化当作对付欧洲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组建了联合国,部分原因是为了削弱欧洲的霸权地位。经过30年的壮大,联合国中大多数成员国都自动反对西方和以色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选举卡扎菲加入,对其它国家的人权自由问题发表评论。
来自塞内加尔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连续13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人受前苏联支持,极力反对西方,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成非洲村落,而他就是部落首领,并于1984年愤然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5年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该组织。而欧洲大陆各国仍留在该组织内,继续忍受各种谴责和攻击。
如今一些欧洲领导人正力图扭转“欧洲文化慢性自杀”行为。如果欧洲能重新找回自身经典文化的自豪感,欧洲以及全世界都将变得更加美好。
□美国《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