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运动

    最近我到北京、上海、新德里参加学术活动兼访友，看到三大城市的国际机场和市内高架桥、快速道以及室内新式电子装备，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更为富丽堂皇。过去是中国、印度寒酸，大型国际学术活动多半在西方国家举行，现在倒过来了，北京许多大学不但经常组织大型国际会议，而且有自己的豪华宾馆、餐馆配套，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 

    在中国的一个突出感觉是：社会生活物质因素片面地、过快地膨胀，精神因素赶不上，用《周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即宇宙人间兼有精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上）来衡量，就是精神与物质文明两者之间失衡，社会各种问题因而层出不迭，并且减低物质生活的幸福程度。

    这种现象产生主要因为，80年代开始举国上下专心致志“向前（钱）看”，以生产发展为“硬道理”压倒众议。可是过去30年来却没有同样强大的提倡精神文明的权威，社会上一些微弱的响应孔孟“仁义道德”的呼声成不了大气候。

    今天中国需要的不是诺贝尔奖金，而是真正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像14至17世纪的欧洲那样，大力发扬传统文化智慧与美妙来迎接现代化新时代。

    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自我创新，而不是像当前许多文人那样一心一意东施效颦、只想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虚无缥缈中找到为自己镀金的法宝。它应该包括50年代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印度诗圣泰戈尔1924年在上海各界欢迎会上对现代物质主义畸形发展打了一个含意深刻的比喻。他认为，按照无限追求利润与附加值的逻辑，最好让所有贱价的谷粒都变成价值连城的钻石。可是钻石只是外形富丽堂皇，谷粒却有生命滋养功能。价值连城的钻石不能吃，人类只能饿死，叫苦也没有用。

    有人访问印度以后和中国对比。印度到处可以看到贫穷，贫民窟与高楼大厦争艳，街头的乞丐和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难以数计，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或集体偷渡，看不到盗版软体和光碟、假冒伪劣产品、药品。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还特别突出批判“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现象，感叹“道德的滑坡到了严重地步”。

    西方害怕中国崛起的许多人都承认，如果中国成为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现在还远远不是）也不会向外军事扩张、步殖民主义后尘，因为中国文化气质中根本没有这种传统。然而，中国夜郎自大的老毛病却又发作。40年前，我拼命批评哈佛大学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现在发现它不但存在，而且日益膨胀。

    再回顾盛唐历史，那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高于外国，夜郎自大尚且情有可原。今天的中国只是由于人口数目的压倒优势（10多亿人热情生产致富）而挤入强国之林，人民素质及人均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离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时刻强调“中国震撼”、吹嘘“中国发展模式”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有害。

    要看到，中国当代以“强国”姿态“崛起”，正是在近现代“列强”一个个“崛起”又衰落之后。英、法、德、苏、日、美那些冲天高飞的群鸟都精疲力竭了，中国这数千年悠久的文明国应该有青云的闲情逸致以保证本身的和谐稳定，并且团结其他国家去创造世界大同。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系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