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的增长途径

    中国正准备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很少有经济体（准确地说，有5个且全部集中在亚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成功实现这一转变。

    中国上个月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为以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它其实是一系列相互连贯的重点政策，目的是支持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并在5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世界新兴经济的增长目前得依赖中国，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主要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印度和巴西等的主要出口伙伴。 

    新五年计划的五大转变    

    中国的新五年计划，嵌入了至少5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转换环节：

    ①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或供应链结构。这是由于劳动成本上涨、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大到足以限制其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的放慢也不知何时是尽头；

    ②重新平衡需求。使需求增长从投资、出口方面转移到国内消费方面；

    ③应对快速城市化人口的需求，并确保社会变化有序进行；

    ④建立必要的体制，以实现包容和机会平等；

    ⑤承担国际责任。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的责任，这也是为了维护稳定、经济增长及可持续发展。

    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贯彻这些变革计划。

    促进产业升级

    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做大量工作。中国必须让贸易领域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衰退。很多工厂还会生存下来，但它们势必会为求存而转移至全球经济的不同环节，或是提升国内生产链的增值。因为不提升就会被淘汰。此时，名义和实际上的兑换率上涨，会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疲软的货币政策将造成困境。

    同时，必须发展金融领域，让储蓄有更多选择，并且有效地为新兴和成长的行业提供贷款及资本，而这正是中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需要的。有许多工作会出现在国内、城市的非贸易服务领域。

    但城市化又面临着另一阻碍：限制人口流动和禁止农村迁移人口（估计约2亿人）成为正式城市居民的户籍制度。中国政府不愿快速取消这个制度，反映了他们认识到其他地方过快或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此外，随着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支持竞争、市场准入、市场准出、市场公开、知识产权及社会保障的法律结构也需要加以健全。

    公共部门与国企需要改革

    中国的公共部门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土地、多样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外汇储备、及国有企业的主要股权；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值占所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的一半以上，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占所有企业利润的1/3。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些资产都应该是政府代公民持有，并用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与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在让公共部门的投资达到可持续高增长上并没什么困难。

    不过，任何投资只有在取得高回报时，才无可非议，并能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目前一些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组合，已不能通过这样的检验。公平地说，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传统成本”（源自它们一向承担的社会服务责任），及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时所面对的困境，暂时让他们保留收益，而不通过政府预算来征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现在情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国有企业的再投资收益不受“高回报准则”的制约，增长最终将放缓。不能达到标准的部分，必须被重新分配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或是关键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领域。

    国有企业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与私营企业展开竞争，但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却较少。如今，增长模式就需要更多地在可支配收入、更大的政府消费、和高回报投资这几方面，展开结构性的需求转变。妥善地重新应用储蓄，包括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可以回笼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的投资中。这两者都会增加国内总需求，而且如果总需求的“成分组合适当”，加以投资领域中的低回报成分得以消除，国内市场供应面的结构性变化必将被带动起来。

    因此，新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重组总需求（不是扩张），以确保持续增长并避免掉入回报递减陷阱，这也正是中国目前的投资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改变这种格局需要重组金融体系，根据财政和资本市场的准则以及公司的治理改革为基础，有效地分配储蓄。设计这种体制将成为实现高回报投资和扩大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要的，也是中国经济所需的。

    □辛迪加项目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