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电问题的实质是大企业病

    震后一个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灾害仍处于进行时。核反应堆冷却不力，高放射性的核废液外泄，甚至排入大海，污染了空气、海洋，不仅使日本国民感到不安，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经此一劫，日本国民和舆论对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东电）同仇敌忾，有太多问题和黑幕已被晾出来。考虑到事故处理告一段落后，对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追究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索赔交涉必至。在日本社会的舆论和法律环境下，可以想象，该公司无疑将面临包括法人解体在内的严峻后果。

    笔者注意到，对东电的指责和批判，绝大多数质疑和批判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或揭露其过去修改、伪造运行记录等“前科”等层面，旨在指出东电原本就是一个“坏孩子”。4月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叶檀的评论《东京电力显示东亚财阀体制阴魂不散》，在指出东电“财阀”出身的同时，把问题的病根归咎于所谓的“东亚财阀体制”。笔者窃以为，如此批判并未瞄准靶子。

    首先，东电的“出身”问题。东电的前身，被认为是于1883年成立的东京电灯公司。战前日本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东邦电力的子公司“东京电力”与东京电灯公司合并，这个构成战前东京电力的两支，分别隶属于三菱财阀和岩崎财阀，但在三菱系和岩崎系中，它们均属于旁系和关联公司，而不是两大财阀的嫡系。战前的东京电力后又经过半官半民的日本发送电公司（1939年）和太平洋战争前夕（1941年）的关东配电公司的管辖权变更，1951年日本发送电和关东配电重组，成立了战后新的东京电力公司，并于当年上市。但从法律上来说，战后的东电与战前的东京电力已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就东电的身份而言，虽不能说与财阀毫无干系，但关系不大是一个事实。

    其次，战后从1945年到1952年，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所谓“摧毁日本推行战争的基础”），战前的财阀都被解体。尽管后来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财阀系企业重新集结成企业集团，但无论从法律和资产关系上来说，已与战前财阀不可同日而语。财阀最主要的特点是家族支配，这在战后经过合法上市重组的企业集团中（即使是沿袭战前财阀名号的集团），几乎无迹可寻。所以，说东电的问题源于其财阀“出身”，似嫌牵强。

    尽管从身份上来说，东电是一家民营化的上市公司，在资产关系上不同于诸如日本电源开发（J-Power）这样的半官半民的电力公司，但东京都政府是其大股东，其举足轻重的实力，在全球也是排名前列的电力公司之一；东电的会长或CEO率团出访海外，会受到访问国相当级别高官的接见；自民党时代，东电是屈指可数的政治献金大户之一。凡此种种表明，身份上是民营公司的东电，实质上是一家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企业，不折不扣的政商。

    日文中有个词语叫做“大企业病”，说的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叠床架屋，上下关系等级森严，官僚主义妨害意思疏通，乃至为了利益追求而不惜与政界“勾兑”，以期获得政策倾斜的关照等弊害。公平地说，大企业病非日本所独有，美国的安然公司，乃至此番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雷曼兄弟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大企业病的典型案例。但相比而言，不能不说，被认为是企业社会的东洋文化风土，确实是大企业病的沃土。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句名言：“政治家的诀窍在于如何利用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综观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半个多世纪历史，就是一部大企业与政治家、官僚“勾兑”的历史。两年前上台的民主党政权，虽然终结了自民党执政史，但由于其自身也是从自民党脱胎而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企业病赖以滋生的土壤。政治家从事选举等政治活动的血液——政治献金的大头掌握在大企业手中，而大企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产业政策（如核电产业发展政策等），这种相互依存决定了大企业病的症状表现在企业，但病灶却不仅仅在企业一方。

    毋庸讳言，大企业作为促成战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主体，确实构成了主流精英文化的核心。但从另一方面看，大企业也成了少数既得利益层。在高度增长早已成为过去时、泡沫经济已然崩溃了20年的今天，日本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亟需调整，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利权构造已经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这一点，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层扩大，本来就堪称共识，而此番核事故使东电问题浮出水面，更凸显了以东电为代表的大企业病入膏肓的程度。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