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伟大的灵魂如此纠结

    终其一生，圣雄甘地的崇高理想一直无法在他的祖国得到普遍认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告诫着今天的人们，这个世界仍然需要甘地式的革命。

    在南非：平等理念的缘起

    甘地留下了许多遗产，有些被忽视了，有些被误解了。其实，大部分美国人，甚至许多印度中产阶级都是通过英国影星本·金斯利认识这位印度国父的。金斯利的表演很出色，他把甘地描写成一个令人困惑的复杂人物：真诚的朝圣者，同时又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独身主义的鼓吹者，同时又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创造者；革命者，同时又是社会改革家。

    正是这种复杂性，引起了本书作者雷利维尔德的兴趣。《伟大的灵魂》不是一部全景式的传记，而且也不是为对甘地一无所知的人写的。雷利维尔德心目中的读者应该对甘地一生的基本情况比较熟悉。本书总体上以年表方式叙述，把甘地的活动分成南非阶段和印度阶段。

    甘地在南非生活的20年被视作他政治生涯的序幕，值得认真对待。青年甘地曾经写道：“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要一步一步与南非的种族优越论斗争。”但是，雷利维尔德提醒读者，从含蓄的信仰变成真实的行动，甘地花了很长时间。

    1893年，当甘地到达南非的德班市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3岁的律师，受雇于富裕的穆斯林印度商人，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民事诉讼。事实上，甘地起初只对宗教和美食感兴趣，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南非的政治现实开始向他提出挑战。根据本书的说法，甘地在南非受到了歧视性的法律和习惯的污辱，当地的上流人士轻蔑地称印度人为“苦力”。于是在此后20年中，甘地开始尝试非暴力抗争：先是要求印度人与当地白人平等，进而要求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平等；先是在阶级和宗教层面上要求平等，后来则要求贫富平等。

    当崇高理想遭遇严酷现实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不久，就确定了国家独立的4个基础：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信徒之间坚定不移的联合、“非暴力”作为原则而不是策略被普遍接受、用纺纱和其他手工艺改变约65万个村庄、结束“贱民”这一邪恶概念。

    甘地因此树敌无数：保守的印度教教徒认为他过分同情穆斯林，穆斯林则认为他的宗教团结是印度教教徒的阴谋，英国人认为他是吹牛大王，激进的革命者则认为他是反动分子。甘地自己的理念也不甚统一，他时而认为，除非贱民制度消亡，印度不可能获得自由；时而又认为只有印度独立，贱民制度才会被废除。

    雷利维尔德写道，在甘地看来，结束外国统治只不过是自治和经济平等斗争的副产品。英国的殖民统治最后的确瓦解了，然而，印度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平等反而有所加深。在稳定的表面之下，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信徒之间的紧张仍然郁积着，贱民制度也继续存在。

    甘地为此感到绝望。雷利维尔德认为，真正的悲剧在于，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一样，他被迫看到自己重塑世界的雄心有着局限性。无论如何，印度团结之梦贯穿了他的一生。在被暗杀前不到3星期，甘地曾写道：“我们必须忘记自己是印度教教徒还是锡克教教徒还是穆斯林教徒还是拜火教信徒。在我们的家乡，上帝叫什么名字是无关紧要的。”

    20世纪初，甘地在南非首次号召印度人团结起来与歧视作斗争，那是一种革命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回到家乡，也是为了革命。1947年，印度得到解放，但很快又被宗教仇恨搞得四分五裂，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试图平息这种仇恨，那也是革命。不幸的是，在今天的印度，以及从更广义上说，整个世界仍然需要这样的革命。       

    本书简介

    在这部著作中，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约瑟夫·雷利维尔德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赋予圣雄甘地更多人性。为此，作者毫不讳言甘地在政治活动中乃至私生活方面的某些“污点”，其中就包括他鲜为人知的一段同性恋情。相比他带领国家走向独立的丰功伟绩，作者将更多笔墨用于剖析甘地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实践中遭遇的种种挫折，认为印度社会的宗派仇恨和种姓偏见等痼疾，令甘地的许多崇高理念难以成为现实。毋庸置疑，本书的内容很可能颠覆人们对甘地的既有认识并引起广泛争议；而事实上，雷利维尔德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甘地“请下神坛”，将他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

    一句话点评

    作者在本书中突出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这令甘地的伟大更容易为我们理解。  

    ——普利策奖获得者T·J·斯泰尔斯

    一本令人惊异的著作，对最有趣的现代政治领袖之一进行了精到而深入的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尽管甘地是如此伟大，但他却从未解决印度灵魂深处的纠结。

    ——《费城问询者》报

    雷利维尔德用公允的笔调勾勒出甘地非同寻常的一面，本书承认甘地崇高理念的长久影响，但也没有回避它在现实中遭遇的失败。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