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21世纪的地缘政治语境中正经历范式转变:它不再是基于地理或经济差异的描述性分类,而是正转化为一种政治主体性的表达。尤其是在全球秩序重组、传统霸权衰退、西方治理体系失灵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开始作为一种集体性战略意志浮现出来。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角色从单一的投资与外交参与,转向成为“全球南方”制度与话语秩序的主动建构者。
2025年5月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成功举办,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中国领导人在会上明确提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宣示将通过政治协调、经济合作、文化互通等机制性手段深化中拉关系。这不仅标志着中拉合作走向“结构性深化”阶段,也预示着“全球南方”正在以其政治凝聚力、制度组织力与知识生产力,参与重塑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概念的演化与中国的历史性介入
“全球南方”最初源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政治语境,后经由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不断演化,成为一种批判“全球北方”主导、强调发展中国家集体诉求的理论框架。在传统发展主义范式中,“南方”不仅是发展滞后的代称,更指涉一种在全球制度与知识体系中持续处于“被他者化”位置的存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中国、印度、巴西等南方强国的崛起使得“全球南方”成为权力转移的发生地。与传统西方中心秩序不同,中国对“全球南方”的理解并非“援助-受援”的线性模型,而是基于发展主权、制度平权与文化互鉴的多极范式。中国在本次部长级会议中强调,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呼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在官方话语中的规范化。
在制度层面,中国通过推动中拉论坛、南南合作、“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整合,确立其作为南方世界协调者、平台提供者与倡议输出者的角色。拉美国家通过论坛合作机制主动接纳中国在基建、绿色能源、农业与技术转移等领域的深度参与,亦反映了“全球南方”秩序并非外部灌输,而是互动构建的产物。本次会议上超过20位拉美国家外长与多位总统到场出席,已在外交象征层面呈现出南方世界的协同式动员。
“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南方”的制度叙事
若说“全球南方”是一种由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所延续的全球治理结构与地缘定位的凝缩,那么“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试图构建南南关系新秩序的制度性叙事工具。它不局限于国家间互利合作的描述,是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内涵与治理范式转换的诉求。在中拉部长级会议的框架中,这一理念已具体化为3种路径:制度建构、价值协商与文化联结。
首先,从制度维度看,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构建起以中拉文明对话机制、专项信贷、绿色发展协议和数字互联项目为核心的合作架构。中拉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进公平多边秩序,凸显出“全球南方”国家正主动摆脱对既定范式的依赖,转而寻求以自身优先议程为基础的制度主导权。
其次,在价值维度上,“命运共同体”话语所强调的“平等互信、共同发展、文明互鉴”正是对西方话语体系中过度强调制度输出、单边规范设置的回应。这种价值协商过程不是简单的去西方化,而是南方间平权式协同的生成机制。如本次会议中,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示“不愿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实则表达了“全球南方”在全球竞争中的自主策略空间。
最后,在文化维度上,“命运共同体”亦体现为对话语权的再分配。中国在会上宣布扩大奖学金名额、开展中文教育、提供减贫培训与民生援助项目等,意在突破文化单向输出的霸权结构,推动南方国家间的知识对等与互释互认。换言之,“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增长或资本流动的问题,更关涉文化主体性与知识共建的治理结构转变。
超越依附结构:中拉关系中的“全球南方”实践路径
一种常见的质疑是,中拉合作是否构成“新依附”?此种论点多聚焦于中国对拉美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和信贷项目可能引发的债务脆弱性。然而,在“全球南方”语境中理解中拉合作,应超越简单的经济互补逻辑,转向其在“发展范式”与“政治能动性”层面的新意涵。
首先,在发展范式上,中国并未以条件性援助或体制干预为前提,而是倡导尊重发展主权,强调共建、共商、共享的实践逻辑,这与北方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市场自由化和政策附加条件为特征的发展援助模式存在根本差异。拉美国家在与中国合作中保有较高的发展议程主导权,显示出南南合作关系中的结构平衡性。
其次,在政治能动性上,拉美国家并未因与中国合作而失去多边战略弹性。相反,中拉关系为拉美构建战略自主空间提供了实际路径: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机制获取替代性发展资源,另一方面仍可在美洲开发银行、泛美机制中保持多边议价能力。这种战略游移状态体现出“全球南方”关系网络的非排他性与协商属性。
结语
如今,“全球南方”正经历从历史诉求向现实制度建构的跃迁。2025年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表明,中国与拉美正在以协商式多边机制、价值共创和文化互构为路径,共同塑造一个去霸权、反中心、强调平等与共享的新型国际秩序。中国在其中既非传统霸权替代者,也非发展干预者,而是以自身经验与制度共建主体的身份,为“全球南方”提供连接平台、议程主张与治理愿景。这一秩序在未来仍将面临协调力、包容性与结构正义的多重挑战,但其当下的政治实效与认知能量,已为后西方世界图景勾勒出清晰轮廓。
(作者王晨晨是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博士研究生、秘鲁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袁野
来源:青年参考
2025年05月23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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