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天，新德里的印度总理官邸迎来了一位中国学者。他就住在官邸里，与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朝夕相处长达半月，每天共进早晚餐，餐后还要一起散步长谈，气氛非常融洽且富有成果，以至于尼赫鲁在写给各邦首席部长的半月信笺中，还专门谈起这位学者的深刻洞见。

　　到底是什么机缘，让印度总理以超规格水准礼遇一位中国学者？这位学者就是中国经济学家陈翰笙，尼赫鲁之所以邀请他下榻官邸、不厌其烦地轮番长谈，正是因为他想从陈教授那里获得来自中国的最新建设经验。

　　谈起泰戈尔“中印亲如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口号，很多人会想到中印两国在万隆会议的密切配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记忆。鲜有人还记得，在经济建设领域，一场影响深远的“向中国学习”热潮曾在70多年前风靡印度。

　　1954年11月，正值印度紧锣密鼓制定“二五规划”的前夜，尼赫鲁得知中国“一五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既为同是亚洲大国的中国取得突出成就而欣喜，也感到了巨大竞争压力。

　　尼赫鲁说：“西方国家已经历了1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业发展……我们没有100年的时间来追赶。我们的问题本质上与亚洲其他欠发达国家相似。正因为如此，我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如今最令人激动的国家也正是印度和中国。”

　　尼赫鲁还袒露了印度与中国并驾齐驱的决心：“中国和印度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有所不同，但两国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有未来能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政府结构在各方面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

　　印方高层之所以对中国兴趣浓厚，正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更像印度的国家：两国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经济压迫的受害国；两国都面临尖锐的人地矛盾，伴随着普遍失业和生产力停滞；两国想要实现跨越式工业化，都面临积累剩余资本的难题。最重要的是，中印都致力于实现相似的政治理想：促进经济平等、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做成了的事，印度也可以试试看。

　　对后发国家来说，推进跨越式工业化，最具挑战的是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撑、形成足够大的市场，同时确保通货膨胀不失控。想要达成这3个目标，都离不开农业部门的资源挖潜。印度当时最大的挑战恰恰在于“资源约束”：跨越式工业化对农业产出提出极高要求，但印度的农业产出难以满足激增的工业需求；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印度又不能将既有投资向农业分流。

　　正当印度决策者犯难的时候，中国经验横空出世，引发了印方的强烈兴趣。在总理官邸下榻的陈翰笙教授向尼赫鲁透露，中国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人力、畜力农资，甚至粪尿的利用效率，都大幅提高，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生产，推动中国5年农业产出增幅达到35%至40%之多。而且，中国在没有明显追加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就成功大幅提高了农业产出，这正好能帮助印度解决最棘手的资源约束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自印度国大党、议会两院、粮食和农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印方官员访华达数十次，他们频频向中国问计取经。尼赫鲁和印度计划经济的舵手P. C.马哈拉诺比斯都曾在此期间来华访问，也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所震撼折服。

　　即使在中印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马哈拉诺比斯也在访谈中承认，“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种比西方道路更好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经验证明，通过农村合作化改造，起点很低的自给农业也能够支撑跨越式的工业化发展。

　　尼赫鲁在访华后频繁向身边人谈及“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他对中国经验如此倾慕和好奇，以至于回国后立即着手责成各部门分别组建访华考察团，研究中国农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印度国家计委于1956年派出“农业合作化考察团”访问中国，希望“通过最深入的细节研究，搞清楚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方略”。该考察团后来成为颇为著名的帕提尔委员会。印度粮农部也派出“农业计划与技术考察团”，重点研究中国究竟用了什么“秘诀”提高农业生产力。

　　两个考察团在1956年7月中旬分别抵达中国，在中国停留了两个月时间，行程横跨8个省，访问了20多个乡村合作社。印度粮农部考察团还同中国农业部和国家计委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探讨。时任印度国家计委副主席的克里斯纳马查里发现，中国农村改革在两三年内就成功推动农业增产15%至30%；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激发农民以主人翁的热情投身村社集体工程，包括开辟荒地、修筑堤坝、开挖井渠，一个省一个季度就挖了30万口井和10万处堤坝，使灌溉面积整整增加一倍。他还发现，就算是收集农家肥这样的脏活，中国农村群众也展现出极大热情，还没到下一个施肥季，就已收集了用量70%的粪尿。

　　粮农部访华考察团也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中国经验表明，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合作社组织农村人力资源，就能够确保全体村民而不只是那些有地农民达到比较充分的就业，这对印度未来发展有借鉴意义。”

　　中国经验坚定了尼赫鲁的信心，使他确信土地改革可以大幅提高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依赖额外投入也能增加农业产出。尼赫鲁还借中国经验鞭策印度粮农部，批评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只有投入额外资源才能增加农业产出”。在给首席部长的信中，尼赫鲁引用中国经验强调：“中国已建立几百万个合作农场，那我们怎样增加农业产出？有些国家没有施用化肥，就能快速提高农业产出。中国怎么做到的？中国掌握的资源并不比我们丰富，却比我们发展了更多的重工业，农业增产速度甚至还超过我们。中国能做到的，我们也理应做得到。”

　　受到中国经验的鼓励，尼赫鲁于1958年推出了印度最具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措施“那格普尔决议”，承诺在1959年年底前完成包括土地最高限额在内的全部土地改革任务，并且大力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农村多余土地应归村社集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交给由无地农工群众组成的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

　　尼赫鲁寄予厚望的“那格普尔决议”，乃至印度举国上下都倾心投入的跨越式工业化计划，最后由于各种内外原因无疾而终。但在这股“向中国学习”的热潮中，中印两国在交往过程中展现出的互帮互助、互学互鉴的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如今我们重提印度“向中国学习”的热潮，是因为在一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和印度是唯二人口超过10亿的超大规模国家，且互为最大邻国，完全可以学习借鉴当年的合作精神，更好地成为互相成就的发展伙伴。

　　（作者毛克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袁野

来源：青年参考

2025年04月2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