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南楼到狮城课堂

　　1月13日，我被清华大学选派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公派交换。选择赴新交换之行，始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入学新生研讨课。文南楼古色古香的教室里，“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办学理念入木三分，自钱钟书、季羡林等前辈校友而始，指引着外文系同学在语言的海洋中游弋。

　　真正的文化对话，不能只依赖闭门造车的冥思苦索，亦需在文明间架起双向桥梁。新加坡恰似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却深植于东方伦理中；承袭殖民时期的法律框架，又保持着牛车水唐人街的烟火气。笔者想从个人经历着手，探讨不同维度的文化碰撞，通过南洋一隅的视角，分享文化交流带来的开阔视野。

　　双轨制课堂：教育文化之异同

　　立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园中，我才真正理解长期以来听闻的“双轨制课堂”模式。其独特之处，大概在于融合了讲座课和辅导课两种教学形式，使学习过程不囿于单纯知识的传递，还侧重于对所学的即刻理解与应用。这与我在清华经历的以大班授课为主的模式大相径庭。两种教育模式背后，蕴藏着相异又相通的教学理念。

　　清华的经典讲座课上，讲师是知识传递的中心，通过丰富的讲解与缜密的分析，将信息和观念娓娓道来。大班制授课具有集约化与高效的特点，适合传授统一的基础知识。然而，如此的课程安排也导致部分学生处于被动状态，难以形成建设性互动。

　　新加坡的“双轨制”课堂，从结构上令知识输入与输出并驾齐驱。讲座课上，教授是传统的框架织造者，通过提纲挈领的讲解梳理脉络；具体的知识填充与细节解读，则仰赖学生课前课后自行阅读与消化。该种模式的隐性要求之一，是对学习要有主动性。如若未完成规定的预习，便很难在后续的讨论中融入。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真正的教育重心是每周一次的辅导课：由助教引导的小班小组中，学生需围绕既定主题展开辩论、汇报案例研究，甚至模拟学术发言。我在本学期的文学导论课上曾亲历《奥德赛》的专题讨论，教授仅抛出“英雄还乡是否必然伴随英雄主义的幻灭”一问，便退居幕后，激励学生以文本细读为支撑展开辩论，逼迫每个人直面逻辑漏洞，沉默者则无处遁形。

　　两种模式虽在形式与师生角色上不同，内核却殊途同归，即：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知识的有效转化？清华课堂的结构与传统书院中师徒相传的传道模式不谋而合，新加坡的分阶段教学或许来自苏格拉底诘问的延伸。当我在辅导课中被助教追问“何以证明这个概念适用于东方语境”时，才如梦初醒：自己在清华文学课上积累的概念，需要经过系统化的检验方能内化为己用。

　　倘若说清华的大班授课以教师的系统性讲解为主干，辅以作业习题调和，新加坡的模式则是在预先提供骨架后，由学生填补肌肉与脉络。前者确保知识传递的稳定，后者训练思维的活跃，两套体系的差异映射出教育目标的不同：效率优先的知识传承，抑或能力导向的思维锻造，二者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互补之势。

　　语言万象中的人文坚守

　　初到新加坡这片现代又古朴的土地，我不可避免地被“新式英语”（Singlish）打个措手不及。这种独特的英语变体混杂了马来语、汉语及各类方言的元素，是多年来文化交融、语言碰撞的产物。

　　“新式英语”的出现，似乎不仅是语音、词汇的简单融合，也映衬着新加坡对世界各地文化的包容与吸纳。这种语言的诞生反映了新加坡社会整体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和接受，也使新加坡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每一处街角、每一种口音，都仿佛讲述着不尽相同却又彼此交融的故事。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名新生（包括交换生）都必须修读“尊重与同意”课程，这是对文化多元性及人际尊重的强调，不论种族、宗教或背景。学校餐厅中，一张餐桌容下天南海北。新加坡的城市空间和校园展会亦如此，中华文化街、日韩美食街、马来文化村等百花齐放，人们穿梭其间，在交织的文化中体验着多元的精彩。

　　文以载道，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同样可以带来独特的色彩与内涵。聚焦现实，语言翻译过程中的精妙差异增添了这座城市多文化拼图的色彩。以“Harmony”为例，中文译为“和谐”，背后体现了儒家的中道平衡和东方思想的平稳宁静。马来语则将其译为“Keharmonian”，揭示了马来人对自然平衡与生态和谐的感悟。这就是不同文化体系在语境中展现不同魅力的例证。新加坡那些看似细微的词汇差异和语言变体，同样是人类多元文明的生动缩影。不断流变的语言维系着世代的沟通，守护着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文精神，帮助我们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的独特价值，也引导我们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谦和、开放与包容。

　　（作者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

　　责任编辑：张昊天

来源：青年参考

2025年03月07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