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用数学公式看穿社会兴衰
编译 袁野
青年参考
（
2019年12月06日
12
版）
美国知名科普杂志《自然》曾在2010年展望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该刊以乐观的基调预测说，到2020年，搜索引擎可以通过直接监测人类的大脑来搜索内容，农作物的产量每3小时内增加一倍，世界即将对化石燃料说拜拜……
此后不久，《自然》收到的一封信给看似光明的未来投下了阴影。信中警告，所有进步都可能由于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而脱轨。美国和西欧的动荡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封信进一步解释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可预见的增长期，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然后便是同样可以预测的衰退期。上一个这样的“盛衰周期”持续了两三个世纪。
信中写道，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指标令人担忧，财富不平等加剧，公共债务攀升，表明动荡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信中宣称，2020年，美国的国内动荡不至于像南北战争时期那么严重，但会比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更具暴力色彩。
像预测天气一样预测未来
这封信的作者彼得·图尔钦并非正统的历史学家，而是学生物出身。职业生涯的头几十年里，彼得·图尔钦曾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推演动物种群的变化。他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备受尊敬。20世纪90年代末，图尔钦发现自己逐渐被历史吸引：人类社会兴衰的秘密，是否也可以通过变量和微分方程来揭示？
2003年，他出版了专著《历史动力学》，称自己洞察了法国和俄罗斯从立国到18世纪末的盛衰周期。同年，图尔钦创立了新的学术领域“气候动力学”，旨在发现历史模式的根本原因，并使用数学对其建模，就像对气候变化建模一样。
此后，他创办了该领域的期刊，与人合作建立历史和考古信息数据库，搜罗了450多个社会样本的数据，以从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研究社会问题，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动荡进行预测。2017年，图尔钦拉起了由历史学家、符号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行业人士组成的“兴趣小组”，以历史证据为基础预测未来。图尔钦相信，凭借先进的“大数据”，传统的史学理论将被扬弃，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将更接近客观真实。
一些人觉得，图尔钦当年发给《自然》杂志的信非常有先见之明，美国或英国的政治秩序即将剧变这个预测似乎就要成真。这使得图尔钦和他的研究——像预测极端天气一样预测未来的社会状况——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能否用数学方式研究历史
曾几何时，对大多数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来说，预测未来是默认的禁区。“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规律。”杜克大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帖木儿·库兰说。
这一观点正受到图尔钦这样的“理科生”挑战。早在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就宣布，历史规律的破解只是时间问题。
许多学院派人士坚持认为，用数学方法研究历史是有问题的。
“历史不是一门科学。”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迪亚米德·麦克库洛奇说，“最根本的是人类的行为，这是非常不可预测的。”
“这种观点是错的。”图尔钦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因为社会系统如此复杂，我们才需要数学模型。由此归纳出的东西是概率性的，不是确定性的，要考虑随机因素。但这绝不是毫无价值的，就像天气预报说有80%的概率下雨，你就得带雨伞一样。”
也有不少学者赞同图尔钦的观点。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文化进化的彼得·J·里歇尔森表示，盛衰周期这样的历史规律确实存在，图尔钦对它们有“合理的因果解释”。几位硅谷高管对图尔钦的预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带来了两个问题。”图尔钦幽默地表示，“怎样才能从中赚钱？什么时候应该在新西兰买地？”
测量政治压力有公式？
20世纪90年代，图尔钦刚转行那几年，就发现有位前辈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此人叫杰克·戈德斯通，从数学转行到历史，将复杂性科学应用于史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革命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而戈德斯通怀疑，有更深层次的力量在起作用。彼时，他给哈佛大学人口统计学家乔治·马斯尼克当助教。马斯尼克曾向他展示二战后的“婴儿潮”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深远影响：年轻人的膨胀伴随着新的社会紧张局势，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渴望。
戈德斯通想知道，这样的繁荣是否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于是，他开始梳理欧洲大革命前几十年的人口增长资料。在数据的海洋中游荡了几个月后，他灵光一闪：“一个事实是，历史上每次重大革命或动乱之前，人口数量确实出现了约三代人的激增。”
这种理论难免让人联想起18世纪的人口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但戈德斯通的学说没有那么强的悲观色彩。他借用地震的比喻解释称，不是所有建筑都会在地震中倒塌，革命在历史上不断涌现，但在特定时期，并非所有社会都会被推倒重来。
为了量化不同社会的“韧性”，戈德斯通提出了测量政治压力（psi）的方程式，它由动员潜力、精英竞争和国家的偿付能力共同定义，psi上升意味着冲突即将爆发。恰在此时发生的苏联解体，为戈德斯通的研究提供了现成的案例。他写道：“就国家财政和精英阶层的态度而言，美国也走上了导致早期现代国家陷入危机的道路，并且走得如此之远。”
危机难免，但事情会好起来
戈德斯通的代表作《近代世界的革命与叛乱》在1991年推出。6年后的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的书“非比寻常”，但模型不够完整，“只描述了社会是如何陷入危机的，而不是如何摆脱危机。”打来电话的人正是彼得·图尔钦。图尔钦决定进一步完善戈德斯通的模型，看看它是否适用于更大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人类社会。
在《历史动力学》一书中，图尔钦分析了俄法两国历史上的盛衰周期。他强调，这样的社会存在稳定的振荡频率，即所谓“父子周期”，每次持续约50年：一代人感到社会不公并着手纠正，下一代人在暴力的余波中长大，第三代重新开始。
许多人对图尔钦标新立异的观点嗤之以鼻，但他依然专注于数据收集，在2010年推出了升级版数据库来支持跨社会比较。迄今为止，他和超过90名合作伙伴收集了从安第斯低地到柬埔寨盆地、从冰岛到埃及的大量社会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图尔钦主张，相似的盛衰周期普遍存在于他研究过的每个前工业社会。
接下来的问题更被大众关心：这种周期在现代社会中同样起作用吗？图尔钦回答“是”。他汇总分析了美国的实际工资（动员潜力）、参议院的阻挠议事率和耶鲁大学的学费（精英竞争）及美联储的利率（国家偿付能力），进而计算出从1780年到现在的美国psi指数——1970年以来，这个指数稳步上升。
这并不是说美国注定要陷入危机，也有很多社会能保持长期稳定，图尔钦同样试图建立模型找出其中的共性。这正是这门新型历史学科的价值：我们不应指望从中得到预言，但它可以帮我们察觉到对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威胁，并采取行动抑制这些威胁。
当然，即使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并想出一系列措施避免社会崩溃，也不意味着我们能付诸行动。令人沮丧的是，人类在“灾后重建”方面总是做得比“事前预防”要好。
图尔钦特别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精英同意更公平地分享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以换取“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不受挑战”这一含蓄的共识。图尔钦认为，正是这种不成文的共识，使美国社会得以远离大规模动乱。
这样的发现打消不了很多人内心的焦虑。2020年即将到来，美国和英国的立法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趋严重，几乎无法正常运作。在这两个国家，社会精英以民众的名义掌权，却未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平等加剧、精英膨胀、国家脆弱……
戈德斯通比较乐观。“上世纪30年代，没有人能想象到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会变得多么富裕，整个欧洲大陆可以统一。”他说，“事情可能会糟糕10年或20年，但一旦度过危机，情况就会好得多。这是循环历史观固有的一种安慰：就像每一次上升之后都会有一次下降一样，每一次下降之后也会有一次上升。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事情终归会好起来的。”
英国《卫报》
美国知名科普杂志《自然》曾在2010年展望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该刊以乐观的基调预测说，到2020年，搜索引擎可以通过直接监测人类的大脑来搜索内容，农作物的产量每3小时内增加一倍，世界即将对化石燃料说拜拜……
此后不久，《自然》收到的一封信给看似光明的未来投下了阴影。信中警告，所有进步都可能由于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而脱轨。美国和西欧的动荡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封信进一步解释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可预见的增长期，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然后便是同样可以预测的衰退期。上一个这样的“盛衰周期”持续了两三个世纪。
信中写道，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指标令人担忧，财富不平等加剧，公共债务攀升，表明动荡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信中宣称，2020年，美国的国内动荡不至于像南北战争时期那么严重，但会比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更具暴力色彩。
像预测天气一样预测未来
这封信的作者彼得·图尔钦并非正统的历史学家，而是学生物出身。职业生涯的头几十年里，彼得·图尔钦曾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推演动物种群的变化。他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备受尊敬。20世纪90年代末，图尔钦发现自己逐渐被历史吸引：人类社会兴衰的秘密，是否也可以通过变量和微分方程来揭示？
2003年，他出版了专著《历史动力学》，称自己洞察了法国和俄罗斯从立国到18世纪末的盛衰周期。同年，图尔钦创立了新的学术领域“气候动力学”，旨在发现历史模式的根本原因，并使用数学对其建模，就像对气候变化建模一样。
此后，他创办了该领域的期刊，与人合作建立历史和考古信息数据库，搜罗了450多个社会样本的数据，以从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研究社会问题，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动荡进行预测。2017年，图尔钦拉起了由历史学家、符号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行业人士组成的“兴趣小组”，以历史证据为基础预测未来。图尔钦相信，凭借先进的“大数据”，传统的史学理论将被扬弃，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将更接近客观真实。
一些人觉得，图尔钦当年发给《自然》杂志的信非常有先见之明，美国或英国的政治秩序即将剧变这个预测似乎就要成真。这使得图尔钦和他的研究——像预测极端天气一样预测未来的社会状况——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能否用数学方式研究历史
曾几何时，对大多数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来说，预测未来是默认的禁区。“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规律。”杜克大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帖木儿·库兰说。
这一观点正受到图尔钦这样的“理科生”挑战。早在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就宣布，历史规律的破解只是时间问题。
许多学院派人士坚持认为，用数学方法研究历史是有问题的。
“历史不是一门科学。”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迪亚米德·麦克库洛奇说，“最根本的是人类的行为，这是非常不可预测的。”
“这种观点是错的。”图尔钦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因为社会系统如此复杂，我们才需要数学模型。由此归纳出的东西是概率性的，不是确定性的，要考虑随机因素。但这绝不是毫无价值的，就像天气预报说有80%的概率下雨，你就得带雨伞一样。”
也有不少学者赞同图尔钦的观点。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文化进化的彼得·J·里歇尔森表示，盛衰周期这样的历史规律确实存在，图尔钦对它们有“合理的因果解释”。几位硅谷高管对图尔钦的预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带来了两个问题。”图尔钦幽默地表示，“怎样才能从中赚钱？什么时候应该在新西兰买地？”
测量政治压力有公式？
20世纪90年代，图尔钦刚转行那几年，就发现有位前辈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此人叫杰克·戈德斯通，从数学转行到历史，将复杂性科学应用于史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革命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而戈德斯通怀疑，有更深层次的力量在起作用。彼时，他给哈佛大学人口统计学家乔治·马斯尼克当助教。马斯尼克曾向他展示二战后的“婴儿潮”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深远影响：年轻人的膨胀伴随着新的社会紧张局势，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渴望。
戈德斯通想知道，这样的繁荣是否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于是，他开始梳理欧洲大革命前几十年的人口增长资料。在数据的海洋中游荡了几个月后，他灵光一闪：“一个事实是，历史上每次重大革命或动乱之前，人口数量确实出现了约三代人的激增。”
这种理论难免让人联想起18世纪的人口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但戈德斯通的学说没有那么强的悲观色彩。他借用地震的比喻解释称，不是所有建筑都会在地震中倒塌，革命在历史上不断涌现，但在特定时期，并非所有社会都会被推倒重来。
为了量化不同社会的“韧性”，戈德斯通提出了测量政治压力（psi）的方程式，它由动员潜力、精英竞争和国家的偿付能力共同定义，psi上升意味着冲突即将爆发。恰在此时发生的苏联解体，为戈德斯通的研究提供了现成的案例。他写道：“就国家财政和精英阶层的态度而言，美国也走上了导致早期现代国家陷入危机的道路，并且走得如此之远。”
危机难免，但事情会好起来
戈德斯通的代表作《近代世界的革命与叛乱》在1991年推出。6年后的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的书“非比寻常”，但模型不够完整，“只描述了社会是如何陷入危机的，而不是如何摆脱危机。”打来电话的人正是彼得·图尔钦。图尔钦决定进一步完善戈德斯通的模型，看看它是否适用于更大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人类社会。
在《历史动力学》一书中，图尔钦分析了俄法两国历史上的盛衰周期。他强调，这样的社会存在稳定的振荡频率，即所谓“父子周期”，每次持续约50年：一代人感到社会不公并着手纠正，下一代人在暴力的余波中长大，第三代重新开始。
许多人对图尔钦标新立异的观点嗤之以鼻，但他依然专注于数据收集，在2010年推出了升级版数据库来支持跨社会比较。迄今为止，他和超过90名合作伙伴收集了从安第斯低地到柬埔寨盆地、从冰岛到埃及的大量社会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图尔钦主张，相似的盛衰周期普遍存在于他研究过的每个前工业社会。
接下来的问题更被大众关心：这种周期在现代社会中同样起作用吗？图尔钦回答“是”。他汇总分析了美国的实际工资（动员潜力）、参议院的阻挠议事率和耶鲁大学的学费（精英竞争）及美联储的利率（国家偿付能力），进而计算出从1780年到现在的美国psi指数——1970年以来，这个指数稳步上升。
这并不是说美国注定要陷入危机，也有很多社会能保持长期稳定，图尔钦同样试图建立模型找出其中的共性。这正是这门新型历史学科的价值：我们不应指望从中得到预言，但它可以帮我们察觉到对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威胁，并采取行动抑制这些威胁。
当然，即使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并想出一系列措施避免社会崩溃，也不意味着我们能付诸行动。令人沮丧的是，人类在“灾后重建”方面总是做得比“事前预防”要好。
图尔钦特别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精英同意更公平地分享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以换取“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不受挑战”这一含蓄的共识。图尔钦认为，正是这种不成文的共识，使美国社会得以远离大规模动乱。
这样的发现打消不了很多人内心的焦虑。2020年即将到来，美国和英国的立法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趋严重，几乎无法正常运作。在这两个国家，社会精英以民众的名义掌权，却未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平等加剧、精英膨胀、国家脆弱……
戈德斯通比较乐观。“上世纪30年代，没有人能想象到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会变得多么富裕，整个欧洲大陆可以统一。”他说，“事情可能会糟糕10年或20年，但一旦度过危机，情况就会好得多。这是循环历史观固有的一种安慰：就像每一次上升之后都会有一次下降一样，每一次下降之后也会有一次上升。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事情终归会好起来的。”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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