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美国大学多语言授课
编译 蔡梦吟
青年参考
（
2019年12月06日
10
版）
大学生们用西班牙语讨论实验室工作，用中文谈论哲学，或者用意大利语聊歌剧……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在课程中大大增加第二语言的比重，正成为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新风向。
在课堂上说外语成为潮流
每周二晚，研究玉米育种的康奈尔大学研究生达尼洛·莫雷塔，都会穿着牛仔裤和黑色带扣衬衫候在教室门口，和陆续走来的本科生用西班牙语打招呼：“你好，快坐下吧！”
身为助教，莫雷塔用西班牙语向学分子诊断学的本科生们讲授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生们明年1月将赴西语国家智利进行实地考察，在葡萄园里采集叶子样本以检测病毒。
莫雷塔在哥伦比亚长大，学唱英美流行歌曲一度是他学英语的主要途径。现在，被准许用母语西班牙语授课，让他感觉得心应手。
美国hechingerreport网站近日载文称，在包括康奈尔大学在内的20余所美国高校里，像莫雷塔这样能同时用英语和第二语言授课的人越来越多。校方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语言学习不应该只存在于特定的语言课程里。为什么不用印尼语讨论东南亚政治？或者用意大利语谈歌剧？抑或是用法语或葡萄牙语探讨有关足球的话题？
部分增加用第二语言授课的内容，还能让学生在不额外耗费课时的情况下掌握第二门语言技能。杜克大学的文化和语言课程主管黛博拉·雷辛格表示，这种做法不算新点子，但确实迎来了某种复苏。目前，杜克大学每年都会提供8到10门这样的课程，课程中的第二语言从阿拉伯语到印地语，从葡萄牙语到斯瓦希里语，不一而足。
“大多数孩子不想成为语言学家，也不想拿语言博士学位，但他们确实想学一门外语。”雷辛格说。
传统语言课程为何不受追捧
家长们无不乐见孩子掌握多种语言，希望孩子在课堂上有机会被外语包围。在美国，一所学校是否能称得上优秀，很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该校能提供多少门第二语言课程。统计数据表明，从2008年到2018年，参加美国大学理事会组织的汉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西班牙语预修课程考试的学生人数增加了68%。
与此同时，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出现了：各大学开设的语言课程，选课人数持续下降。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具的一份报告称，2013年至2016年间，大学语言课程的选课率下降了9.2%，开设的课程数量下降了5.3%。
这让部分语言学专家十分费解。在他们看来，参加语言课程学习的必要性无需赘述。威斯康星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迪安娜·墨菲说：“我无法想象一名追求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学子把语言学习排除在外。”
面对不断下降的选课率，墨菲打算在开学时深入了解学生们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她想知道“学生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语言学习与未来的职业联系起来”。“最近的几项调查显示，雇主需要通晓多种语言的工人；跨党派移民政策智库‘新美国经济’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5年，注明招聘双语员工的招聘广告数量翻了一番。”
事实上，在许多学生看来，不选修学校的语言课程并不能和不学第二语言画等号。常规的语言课程往往被认为是“死记硬背、只注重语法和单词”的课程。
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执行主任豪伊·伯曼认为，学生对语言课程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课程往往将重点放在阅读文学作品上，而学生们需要更切合生活和工作实际的语言技能。
一些致力于语言教学改革的专家感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以“教授真实世界的技能”著称，语言课程却不是。“它被视为某种附加物，没有被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美国全国语言联合委员会、美国全国语言与国际研究委员会主席阿曼达·施华德说。
在施华德看来，语言技能与其他技能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家已经证实，语言学习和其他能力，比如更灵活的思维、更强的同理心、更不易患阿尔茨海默病等存在某种联系。
此外，随着学术研究的全球化，学者和学生愈发需要掌握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专攻分子诊断学的康奈尔大学教授杰里米·汤普森是该校最早要求学生们在课堂上掌握西班牙语的教师之一。他表示，如果学生要与智利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就不能仅仅关注科学本身，因为“你显然要和当地的社区、同行进行互动”。
康奈尔大学语言学习项目协调员丽莎·桑索西发现，许多学生认为，单纯的语言课程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在专业课程中穿插语言学习更吸引人。这也是桑索西致力于增加多语言专业课数量的原因。这些课程自2016年启动，目前已陆续开设了62门，通常由掌握多种语言的研究生授课，课堂上以英语为主，穿插第二语言的学习。
阿比盖尔·瑞恩是康奈尔大学食品科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在高中学过西班牙语的她，选修了汤普森的课。
“我真的很想用西班牙语交谈和学习。”瑞恩说，“但我没时间上专门的语言课程。我的课表已经安排得够满了。”
玛雅·威尔逊也是如此。作为康奈尔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大四学生，威尔逊希望从事医学研究。她很想学习西班牙语中的科学专用词汇，并拥有“跨越障碍进行交流”的西班牙语技能。
改变“只说英语就好”的心态，从校园开始
威尔逊觉得，许多美国人对语言学习有种固执的心态，“我们只说英语就好，让别人来适应我们吧”。但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对语言学习要有全新的看法”。
卫斯理大学弗里斯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安格尔说，改变这种心态，可以从校园开始。
2015年秋天，当安格尔发现语言专业的入学人数比前一年下降了11%时，他警觉起来，和同事发起了一场“运动”，孜孜不倦地向学生和教职工发布校内外一切有关语言学习的讲座等信息。
去年春天，他们尝试了一项新举措：在3门英语课程中增设用第二语言授课的版块。今年秋天，卫斯理大学将开设5门这样的课程。安格尔的课是其中之一，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和汉语教授中国古典哲学，学生们也尽力在中文和英文之间切换，讨论《论语》中相似词汇的微妙差别。
来自摩尔多瓦、主修经济学的卫斯理大学大三学生科斯特尔-都铎·沃伊卡表示，安格尔的课令人兴奋：“在他的课堂上，我可以把汉语水平提升一个层次。”
对来自北京、曾在伦敦附近读高中的卫斯理大学大三学生郭湘仪（音）来说，安格尔的课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挑战。“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期望很高，但我没有任何用中文进行学术研究的经验。”她说。
不过，作为修读心理学和东亚文化研究的双学位学生，郭湘仪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信心。在她看来，要想深刻研究中国哲学，就必须立足于中文，进行切入。毕竟，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和思维方式，“语言可以深刻地塑造一个人理解事物的方式”。
美国hechingerreport网站
大学生们用西班牙语讨论实验室工作，用中文谈论哲学，或者用意大利语聊歌剧……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在课程中大大增加第二语言的比重，正成为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新风向。
在课堂上说外语成为潮流
每周二晚，研究玉米育种的康奈尔大学研究生达尼洛·莫雷塔，都会穿着牛仔裤和黑色带扣衬衫候在教室门口，和陆续走来的本科生用西班牙语打招呼：“你好，快坐下吧！”
身为助教，莫雷塔用西班牙语向学分子诊断学的本科生们讲授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生们明年1月将赴西语国家智利进行实地考察，在葡萄园里采集叶子样本以检测病毒。
莫雷塔在哥伦比亚长大，学唱英美流行歌曲一度是他学英语的主要途径。现在，被准许用母语西班牙语授课，让他感觉得心应手。
美国hechingerreport网站近日载文称，在包括康奈尔大学在内的20余所美国高校里，像莫雷塔这样能同时用英语和第二语言授课的人越来越多。校方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语言学习不应该只存在于特定的语言课程里。为什么不用印尼语讨论东南亚政治？或者用意大利语谈歌剧？抑或是用法语或葡萄牙语探讨有关足球的话题？
部分增加用第二语言授课的内容，还能让学生在不额外耗费课时的情况下掌握第二门语言技能。杜克大学的文化和语言课程主管黛博拉·雷辛格表示，这种做法不算新点子，但确实迎来了某种复苏。目前，杜克大学每年都会提供8到10门这样的课程，课程中的第二语言从阿拉伯语到印地语，从葡萄牙语到斯瓦希里语，不一而足。
“大多数孩子不想成为语言学家，也不想拿语言博士学位，但他们确实想学一门外语。”雷辛格说。
传统语言课程为何不受追捧
家长们无不乐见孩子掌握多种语言，希望孩子在课堂上有机会被外语包围。在美国，一所学校是否能称得上优秀，很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该校能提供多少门第二语言课程。统计数据表明，从2008年到2018年，参加美国大学理事会组织的汉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西班牙语预修课程考试的学生人数增加了68%。
与此同时，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出现了：各大学开设的语言课程，选课人数持续下降。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具的一份报告称，2013年至2016年间，大学语言课程的选课率下降了9.2%，开设的课程数量下降了5.3%。
这让部分语言学专家十分费解。在他们看来，参加语言课程学习的必要性无需赘述。威斯康星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迪安娜·墨菲说：“我无法想象一名追求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学子把语言学习排除在外。”
面对不断下降的选课率，墨菲打算在开学时深入了解学生们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她想知道“学生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语言学习与未来的职业联系起来”。“最近的几项调查显示，雇主需要通晓多种语言的工人；跨党派移民政策智库‘新美国经济’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5年，注明招聘双语员工的招聘广告数量翻了一番。”
事实上，在许多学生看来，不选修学校的语言课程并不能和不学第二语言画等号。常规的语言课程往往被认为是“死记硬背、只注重语法和单词”的课程。
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执行主任豪伊·伯曼认为，学生对语言课程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课程往往将重点放在阅读文学作品上，而学生们需要更切合生活和工作实际的语言技能。
一些致力于语言教学改革的专家感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以“教授真实世界的技能”著称，语言课程却不是。“它被视为某种附加物，没有被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美国全国语言联合委员会、美国全国语言与国际研究委员会主席阿曼达·施华德说。
在施华德看来，语言技能与其他技能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家已经证实，语言学习和其他能力，比如更灵活的思维、更强的同理心、更不易患阿尔茨海默病等存在某种联系。
此外，随着学术研究的全球化，学者和学生愈发需要掌握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专攻分子诊断学的康奈尔大学教授杰里米·汤普森是该校最早要求学生们在课堂上掌握西班牙语的教师之一。他表示，如果学生要与智利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就不能仅仅关注科学本身，因为“你显然要和当地的社区、同行进行互动”。
康奈尔大学语言学习项目协调员丽莎·桑索西发现，许多学生认为，单纯的语言课程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在专业课程中穿插语言学习更吸引人。这也是桑索西致力于增加多语言专业课数量的原因。这些课程自2016年启动，目前已陆续开设了62门，通常由掌握多种语言的研究生授课，课堂上以英语为主，穿插第二语言的学习。
阿比盖尔·瑞恩是康奈尔大学食品科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在高中学过西班牙语的她，选修了汤普森的课。
“我真的很想用西班牙语交谈和学习。”瑞恩说，“但我没时间上专门的语言课程。我的课表已经安排得够满了。”
玛雅·威尔逊也是如此。作为康奈尔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大四学生，威尔逊希望从事医学研究。她很想学习西班牙语中的科学专用词汇，并拥有“跨越障碍进行交流”的西班牙语技能。
改变“只说英语就好”的心态，从校园开始
威尔逊觉得，许多美国人对语言学习有种固执的心态，“我们只说英语就好，让别人来适应我们吧”。但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对语言学习要有全新的看法”。
卫斯理大学弗里斯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安格尔说，改变这种心态，可以从校园开始。
2015年秋天，当安格尔发现语言专业的入学人数比前一年下降了11%时，他警觉起来，和同事发起了一场“运动”，孜孜不倦地向学生和教职工发布校内外一切有关语言学习的讲座等信息。
去年春天，他们尝试了一项新举措：在3门英语课程中增设用第二语言授课的版块。今年秋天，卫斯理大学将开设5门这样的课程。安格尔的课是其中之一，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和汉语教授中国古典哲学，学生们也尽力在中文和英文之间切换，讨论《论语》中相似词汇的微妙差别。
来自摩尔多瓦、主修经济学的卫斯理大学大三学生科斯特尔-都铎·沃伊卡表示，安格尔的课令人兴奋：“在他的课堂上，我可以把汉语水平提升一个层次。”
对来自北京、曾在伦敦附近读高中的卫斯理大学大三学生郭湘仪（音）来说，安格尔的课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挑战。“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期望很高，但我没有任何用中文进行学术研究的经验。”她说。
不过，作为修读心理学和东亚文化研究的双学位学生，郭湘仪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信心。在她看来，要想深刻研究中国哲学，就必须立足于中文，进行切入。毕竟，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和思维方式，“语言可以深刻地塑造一个人理解事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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