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有真假 企业爱“洗绿”
综合编译 胡文利
青年参考
（
2019年07月19日
13
版）
你一定听过“洗白”（Whitewash），但你知道什么是“洗绿”（Greenwash）吗？
这个概念是美国环保主义者杰伊·威斯特维尔德创造的。1986年，杰伊去斐济玩了几天，他住的岛上有家比奇科默度假村，占地面积很大，设施齐全。当时还是个穷学生的杰伊经常溜到那里“借用”免费浴巾。
“度假村要求顾客反复使用毛巾，说海洋和珊瑚礁是重要资源，重复利用毛巾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杰伊对英国《卫报》回忆道，度假村特别强调“配合我们就是保护环境”。
在真正的环保积极分子眼中，这种做法很有讽刺感：一方面，度假村声称要捍卫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这家自称“南太平洋最受欢迎的酒店”大肆扩张。“他们大兴土木，修建更多别墅。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关心珊瑚礁。”杰伊说。
2010年，“洗绿”正式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名为“企业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如此为它下定义：“企业伪装成‘环境之友’，试图掩盖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以此保全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或影响力。”
企业假扮环境卫士是套路
企业煞费苦心为自己“洗绿”的背后，是公众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上世纪90年代，环保的重要性在各国成为共识。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表现有关。2015年，英国尼尔森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有66%的消费者愿意为环境友好型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在“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高达72%。
于是，为了让自己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更美，企业纷纷自吹自擂，给自己刷点儿“绿”。
《科学美国人》杂志刊文指出，当下最常见的“洗绿”模式是，公司明面上积极兜售环保计划或环保产品，其核心业务却对生态构成持续破坏。
“洗绿”的开山鼻祖当属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上世纪80年代末，雪佛龙投放了一系列名为“人在做”的公益广告。这些广告以熊、蝴蝶、海龟等为主角，向公众传达雪佛龙保护自然的决心。广告一播出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夺得了1990年艾菲广告奖，一度被哈佛商学院作为教学案例。
很多为雪佛龙拍手叫好的人忽略了该公司的劣迹：环保广告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时，雪佛龙的炼油厂正在向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湾排放大量污染物，多次违反环境保护法。
雪佛龙并非唯一一家“洗绿”的大公司。1989年，化工巨头杜邦推出了新型双壳油轮的广告。在如自然纪录片解说般优雅低沉的旁白中，海狮拍打前肢，海鸟扑腾翅膀，海豚和虎鲸跃出海面……各种野生动物的“歌声”与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然而，这改变不了杜邦是业内最大排污者之一的事实。
美国《纽约时报》引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数据称，仅1989年，杜邦就排放了近16万吨污染物，广告播出后丝毫不见收敛。接下来的30年里，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市的杜邦工厂向俄亥俄河排放了数百吨全氟辛酸（PFOA），并将7100吨掺有PFOA的污泥倒入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露天大坑。PFOA渗入地下，污染了附近10万居民的生活水源。
全氟辛酸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二类致癌物。杜邦于2013年停止使用PFOA，然而，代替它的新化学物质是否更安全，至今不得而知。
在美国林业公司惠好的一则广告中，科学家划着小船进入地下河，四周鱼群环绕。“惠好与科学家和环保组织一起保护鱼类，”画外音如是说，“我们对此极为重视。”但根据《卫报》的说法，这家公司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导致鲑鱼数量锐减。
众所周知，鲑鱼在北半球高纬度的河流湖泊中孵化，然后顺流而下，进入大海。数年后，它们会准确地返回出生地繁衍后代。基因的召唤让它们甘愿在漫长而艰险的洄游之旅中耗尽所有能量和体力，产卵后即走向生命的终点。
对林业巨头而言，鲑鱼的命运微不足道。“惠好不打算停止砍伐森林。”美国野生动物协会的史蒂文·惠特尼告诉《卫报》，“它也不保证会在鲑鱼产卵地点附近留下林区作为缓冲。”
“普通人越来越难以识别，一家号称环保的公司是真正致力于环境保护，还是利用绿色的遮羞布掩盖龌龊行为。”“绿色和平组织”在一则公告中如是说。
识破身边的“伪环保”
为了帮助人们判断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是“真绿”还是“假绿”，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盘点了生活中常见的几种“伪环保”产品。
在“伪环保”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今愈发流行的环保布袋。没错，我们都知道塑料袋难以降解，荼毒海洋生物。问题在于，仓促使用布袋代替塑料袋或许是错上加错。
丹麦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一个布袋产生的污染是一个塑料袋的606倍。除非你能坚持使用同一个布袋11年半以上，否则，它耗费的自然资源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胜于塑料袋。现实是，无数布袋只用过几次就不知去向，或者被你我信手扔进垃圾堆和填埋场。
真正环保的替代策略是：用纸袋装较轻的物品，然后尽可能多次重复使用；或者摒弃“塑料袋只能用一次”的观念，把更结实的塑料袋放在包里或车里，便于随时使用。
购买贴有“可生物降解”“可冲入马桶”标签的湿巾似乎是再环保不过的消费选择，事实上，这玩意儿或许是大言不惭的“洗绿”产品。加拿大瑞尔森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对101种一次性湿巾进行研究，其中有23种号称“可冲入马桶”。结果，没有一种湿巾能够降解或是顺利通过下水道排出，不是堵了住家的下水管，就是让市政排水系统不堪重负。每年，加拿大公共事业部门要花费2.5亿美元疏通“可降解湿巾”造成的堵塞。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湿巾中往往含有塑料合成纤维，会进一步给自然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拼车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通勤方式。网约车公司通常宣传说，跟一辆车里只有一名孤零零的乘坐者比起来，拼车产生的人均排放量更少。然而，越来越多的独立研究表明，拼车未必更环保，原因不难理解：在不搭载乘客的情况下，网约车司机仍然会在街上漫游。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纽约的优步和Lyft的司机有一半时间是空载，由此产生更多的污染物排放，并加剧交通堵塞。而且，自从有了这类服务，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减少了12.7%。
VICE建议，更环保的拼车方式是尽可能与更多的乘客共乘一辆车。此外，不要让司机久等，这会造成更多尾气排放。最后，如果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尽可能坐公交。
总而言之，对消费者来说，避免陷入“洗绿”套路，首先是不要让自己被广告迷惑；其次，第三方认证能证明产品是否真环保，如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有机认证标签。
即便如此，“由有机成分制成”或“纯天然”之类的字样，仍然不意味着某款产品具备有机认证的资格。就连环保标签本身也真假难辨。如果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标签，你可以在“Ecolabel Index”系统查询，这是一个全球目录，收集了197个国家、25个行业的400多个环保标签。
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通往地狱的路由善意铺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环保。环保本无错，但千万别让它被商人利用，沦为牟利的伎俩。
你一定听过“洗白”（Whitewash），但你知道什么是“洗绿”（Greenwash）吗？
这个概念是美国环保主义者杰伊·威斯特维尔德创造的。1986年，杰伊去斐济玩了几天，他住的岛上有家比奇科默度假村，占地面积很大，设施齐全。当时还是个穷学生的杰伊经常溜到那里“借用”免费浴巾。
“度假村要求顾客反复使用毛巾，说海洋和珊瑚礁是重要资源，重复利用毛巾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杰伊对英国《卫报》回忆道，度假村特别强调“配合我们就是保护环境”。
在真正的环保积极分子眼中，这种做法很有讽刺感：一方面，度假村声称要捍卫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这家自称“南太平洋最受欢迎的酒店”大肆扩张。“他们大兴土木，修建更多别墅。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关心珊瑚礁。”杰伊说。
2010年，“洗绿”正式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名为“企业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如此为它下定义：“企业伪装成‘环境之友’，试图掩盖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以此保全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或影响力。”
企业假扮环境卫士是套路
企业煞费苦心为自己“洗绿”的背后，是公众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上世纪90年代，环保的重要性在各国成为共识。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表现有关。2015年，英国尼尔森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有66%的消费者愿意为环境友好型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在“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高达72%。
于是，为了让自己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更美，企业纷纷自吹自擂，给自己刷点儿“绿”。
《科学美国人》杂志刊文指出，当下最常见的“洗绿”模式是，公司明面上积极兜售环保计划或环保产品，其核心业务却对生态构成持续破坏。
“洗绿”的开山鼻祖当属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上世纪80年代末，雪佛龙投放了一系列名为“人在做”的公益广告。这些广告以熊、蝴蝶、海龟等为主角，向公众传达雪佛龙保护自然的决心。广告一播出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夺得了1990年艾菲广告奖，一度被哈佛商学院作为教学案例。
很多为雪佛龙拍手叫好的人忽略了该公司的劣迹：环保广告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时，雪佛龙的炼油厂正在向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湾排放大量污染物，多次违反环境保护法。
雪佛龙并非唯一一家“洗绿”的大公司。1989年，化工巨头杜邦推出了新型双壳油轮的广告。在如自然纪录片解说般优雅低沉的旁白中，海狮拍打前肢，海鸟扑腾翅膀，海豚和虎鲸跃出海面……各种野生动物的“歌声”与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然而，这改变不了杜邦是业内最大排污者之一的事实。
美国《纽约时报》引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数据称，仅1989年，杜邦就排放了近16万吨污染物，广告播出后丝毫不见收敛。接下来的30年里，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市的杜邦工厂向俄亥俄河排放了数百吨全氟辛酸（PFOA），并将7100吨掺有PFOA的污泥倒入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露天大坑。PFOA渗入地下，污染了附近10万居民的生活水源。
全氟辛酸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二类致癌物。杜邦于2013年停止使用PFOA，然而，代替它的新化学物质是否更安全，至今不得而知。
在美国林业公司惠好的一则广告中，科学家划着小船进入地下河，四周鱼群环绕。“惠好与科学家和环保组织一起保护鱼类，”画外音如是说，“我们对此极为重视。”但根据《卫报》的说法，这家公司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导致鲑鱼数量锐减。
众所周知，鲑鱼在北半球高纬度的河流湖泊中孵化，然后顺流而下，进入大海。数年后，它们会准确地返回出生地繁衍后代。基因的召唤让它们甘愿在漫长而艰险的洄游之旅中耗尽所有能量和体力，产卵后即走向生命的终点。
对林业巨头而言，鲑鱼的命运微不足道。“惠好不打算停止砍伐森林。”美国野生动物协会的史蒂文·惠特尼告诉《卫报》，“它也不保证会在鲑鱼产卵地点附近留下林区作为缓冲。”
“普通人越来越难以识别，一家号称环保的公司是真正致力于环境保护，还是利用绿色的遮羞布掩盖龌龊行为。”“绿色和平组织”在一则公告中如是说。
识破身边的“伪环保”
为了帮助人们判断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是“真绿”还是“假绿”，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盘点了生活中常见的几种“伪环保”产品。
在“伪环保”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今愈发流行的环保布袋。没错，我们都知道塑料袋难以降解，荼毒海洋生物。问题在于，仓促使用布袋代替塑料袋或许是错上加错。
丹麦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一个布袋产生的污染是一个塑料袋的606倍。除非你能坚持使用同一个布袋11年半以上，否则，它耗费的自然资源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胜于塑料袋。现实是，无数布袋只用过几次就不知去向，或者被你我信手扔进垃圾堆和填埋场。
真正环保的替代策略是：用纸袋装较轻的物品，然后尽可能多次重复使用；或者摒弃“塑料袋只能用一次”的观念，把更结实的塑料袋放在包里或车里，便于随时使用。
购买贴有“可生物降解”“可冲入马桶”标签的湿巾似乎是再环保不过的消费选择，事实上，这玩意儿或许是大言不惭的“洗绿”产品。加拿大瑞尔森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对101种一次性湿巾进行研究，其中有23种号称“可冲入马桶”。结果，没有一种湿巾能够降解或是顺利通过下水道排出，不是堵了住家的下水管，就是让市政排水系统不堪重负。每年，加拿大公共事业部门要花费2.5亿美元疏通“可降解湿巾”造成的堵塞。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湿巾中往往含有塑料合成纤维，会进一步给自然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拼车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通勤方式。网约车公司通常宣传说，跟一辆车里只有一名孤零零的乘坐者比起来，拼车产生的人均排放量更少。然而，越来越多的独立研究表明，拼车未必更环保，原因不难理解：在不搭载乘客的情况下，网约车司机仍然会在街上漫游。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纽约的优步和Lyft的司机有一半时间是空载，由此产生更多的污染物排放，并加剧交通堵塞。而且，自从有了这类服务，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减少了12.7%。
VICE建议，更环保的拼车方式是尽可能与更多的乘客共乘一辆车。此外，不要让司机久等，这会造成更多尾气排放。最后，如果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尽可能坐公交。
总而言之，对消费者来说，避免陷入“洗绿”套路，首先是不要让自己被广告迷惑；其次，第三方认证能证明产品是否真环保，如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有机认证标签。
即便如此，“由有机成分制成”或“纯天然”之类的字样，仍然不意味着某款产品具备有机认证的资格。就连环保标签本身也真假难辨。如果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标签，你可以在“Ecolabel Index”系统查询，这是一个全球目录，收集了197个国家、25个行业的400多个环保标签。
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通往地狱的路由善意铺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环保。环保本无错，但千万别让它被商人利用，沦为牟利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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