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与国家大政方针的鸿沟被社交媒体放大，便催生了伊朗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事态至今的发展充分说明，德黑兰并不在中东的“多米诺骨牌”之列，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从帝国的废墟上寻找到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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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在跨年之际发生的示威抗议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有迹可循。抗议者主要是中下层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分散在各地的他们形成了“共振”。在这场持续半个月的风波中，人们对鸡蛋价格的关注暂时超过了叙利亚战事的进展，帝国情结的余绪一度被民众“伊朗优先”的呼声压倒。抗议未必能够令这个国家地覆天翻，但还是传递出发人深思的变革信号。

    和外界想象中不同，今日伊朗有4800万人拥有智能手机，年轻一代基本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到，印刷革命使相距遥远的人们有了共同的身份和认同，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而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比印刷革命更便捷、更廉价的动员机制，人人皆可参与其中，都有权发声，这样的参与程度是前所未见的。

    社交媒体提供了媒介，而“共振”终归源于共同的体验。俗话说得好，通货膨胀是穷人身边的大盗，加上伊朗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普通人的不满迟早要寻找突破口。

    现任伊朗总统鲁哈尼上台时承诺改善民生，但4年过去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升，用于支持也门、叙利亚战事的军事预算却保持坚挺。两相对比，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示威者宣称“我们要为伊朗献身，而不是为叙利亚”。简单来说，这其实是一种“伊朗优先”的朴素观念——国家应该以大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换言之，这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就是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与国家大政方针的鸿沟。一是普通人对世界的了解更加深入，二是伊朗的政策导向有些过于“外向”，进一步拉大了鸿沟的宽度。就此而言，伊朗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能否弥合这道鸿沟。

    伊朗拥有悠久的帝国传统，它的领导人缅怀昔日荣光，承袭了伊朗高原上帝国政治的余绪。但帝国与现代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奉行差异政治，其中有中央与地方的区别及权力集团之间的分别，难以实现一体化。帝国天生具有外向性，波斯曾是整个中东的主人，今天的伊朗决策者不会甘于将自身的影响力局限在伊朗高原。

    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巨变，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形成了什叶派新月地带，也门则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在德黑兰眼中，中东政治秩序重组带来的权力真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反映在数字上就是，鲁哈尼当政后，伊朗军费翻了一倍多。

    帝国的历史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动员的资源，却难以在现代国家的时代达成理想。就像保罗·肯尼迪所说，过度扩张可能是国家衰落的起点。伊朗有可能掉进这个陷阱吗？

    伊朗人的抗议活动开始后，西方媒体忙不迭地猜测，该国会不会出现类似埃及和利比亚的重大变故。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外界对伊朗的认知往往存在偏差，事态到现在的发展也再度印证了这一点。究其原因，伊朗毕竟不同于其他中东国家，它拥有比较稳固的权力框架，而非被外力刻意塑造、处在地缘政治的断层线上。可以说，德黑兰从来就不在中东的“多米诺骨牌”之列，它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在于，如何从帝国的废墟上寻找到足够的现代性。

    世界政治正经历转型，国家需要在新的技术、观念、思潮、经济基础上进行重构。伊朗人当下的焦虑、期待与不安，何尝不是这种历史性转型的回音？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