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袭幸存者：伤口未愈，痛苦仍在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6年03月02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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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路易斯·雅尔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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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建成的巴塔克莱恩剧院，是巴黎标志性的表演场所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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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恐袭的幸存者撤离现场。 |
去年11月13日，震惊世界的巴黎恐怖袭击夺走了130名无辜者的生命，令至少350人受伤。三个多月后，虽然在巴黎巴塔克莱恩剧院进行血腥屠杀的3名恐怖分子早已伏诛，但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
被挟持的两个多小时漫长得像是永恒
一只彩色奖杯印在儿童读物《巴巴爸爸》的封面。两岁小女儿的围嘴挂在窗户把手上，上面有3只微笑的斑点狗。41岁的艺术家阿诺（Arnaud）坐在明亮的餐桌旁，在一张纸上用黑色圆珠笔画了一个圆圈。
“这就是那堆尸体。”他告诉德国《明镜》周刊。
在阿诺笔下，那个震惊世人的恐怖夜晚简单得有些难以理解。阴影部分和箭头代表楼梯、紧急出口和舞台，象征死难者遗体相互堆叠的那个圆圈就在音乐厅中间。在另一张纸上，他画了一条狭窄的L形走廊，恐怖分子在这里挟持了他和妻子玛丽（Marie），以及另外10名人质。因为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被挟持的两个多小时漫长得像是永恒。
2015年11月14日零时23分，阿诺躺在那条狭窄走廊的地板上，耳膜被金属弹片轰鸣的声音震破，袭击者福阿德·穆罕默德·阿加德（Foued Mohamed-Aggad）的自杀式炸弹腰带紧紧顶在他背上。巴塔克莱恩剧院遭遇恐怖袭击后，他是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的人。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血和内脏的湖泊里。我想，该死的，我还在呼吸。”阿诺哭着回忆道。
巴黎恐袭过去三个多月后，阿诺仍然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无数疑问。是走廊尽头的楼梯救了他的命吗？为什么阿加德和伊斯马尔·奥马尔·穆斯塔法（Ismael Omar Mostefai）不在突击队员闯入前杀死人质，或把他们作为肉盾？
阿诺最后在图上加了一个小圆圈：一切都结束了，一个恐怖分子静静躺在楼梯间里。
去年11月13日的恐怖袭击在法国民众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天晚上，巴黎最古老的剧院之一被3个手持冲锋枪、身绑自杀式炸弹腰带的年轻人攻击，成了90名无辜者的集体墓穴。在那场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大屠杀中，不远处的酒吧和餐馆也有40人死于恐袭。
三个多月后，阿诺和其他幸存者一样，每天晚上仍在重温恐怖的噩梦。
“我一秒钟都没有离开那个夜晚”
在塞纳河畔的一间咖啡馆里，《明镜》周刊记者见到了去年冲入巴塔克莱恩剧院的突击队员之一。对这位穿着绿色棉衣、拒绝透露姓名的男人而言，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就像“一场战争”。
“我们在血海里跋涉。我能说什么呢？那是我的工作，但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恐袭过后好几天，他才鼓足勇气把渗满血的鞋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洗干净。
常去听音乐会的亚历克斯·霍弗雷（Alex Jofre）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袭击者，此时台上的美国乐队Eagles of Death Metal表演了45分钟左右。听到第一声枪响后，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在开玩笑。
音乐声戛然而止，霍弗雷和旁边的观众迅速趴到地板上。因为不知道紧急出口的位置，他在舞台附近一个0.4米高的盒子里躲了两个多小时，整个人蜷缩起来，用黑布盖住头和肩膀。被警察带出去时，他被要求盯着天花板，“无论如何别看地板”。
“我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这个38岁的阿根廷裔音乐家反复嘟囔这句话，似乎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现实，“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我似乎一秒钟都没有离开那个夜晚。只有不做噩梦的睡眠能给我带来一丝平静。只要看着窗口，我就感觉街对面有人想杀了我。”
和霍弗雷的警觉不同，28岁的路易斯·雅尔丹（Louise Jardin）刚听到枪响时，还以为是为加强表演效果而放的鞭炮。“哇，太赞了。”她心想，但一转身，身后的观众已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我看着他的眼睛，又甜又腥的温热血液涌了出来。我躲起来把包举在头上，尽量不去看四周的尸体、鲜血和残骸。”雅尔丹回忆道，“被子弹击中后我几乎失去了意识，脑袋和耳朵不停地抽搐。我想，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死里逃生后不久，雅尔丹发现自己开始害怕圣诞树，担心恐怖分子藏身其中。“这是极其荒谬的，我知道。”她说，但恐惧并没有消失。如今，她要求所有的朋友不再讨论那个夜晚，也不想见到别的幸存者，因为她不想再被视为“袭击的受害者”。
“当时我在那儿，仅此而已。”这个戴眼镜的金发女子告诉《明镜》周刊。只不过，再去听音乐会时，她会提前在网上查好紧急出口在哪里。
39岁的阿卡·赫尔曼（Aka Hermann）是那天晚上为数不多的知道紧急出口位置的人之一，他在巴塔克莱恩剧院做了6年保安。一开始，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心理治疗，直到对过往车辆的恐惧让他无法在街头行走。有一次在地铁上恐慌突然发作，他开始剧烈发抖，不得不中途下车。
“我们只是想去听一场音乐会”
2月16日，Eagles of Death Metal乐队在巴黎市中心的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完成那场被枪声打断的音乐会。用乐队主唱杰西·休斯（Jesse Hughes）的话说，“我想为这场音乐会画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
28岁的女儿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后，乔治斯·萨利纳斯（Georges Salines）带着家人和女儿的朋友来听了这场悲伤的音乐会，尽管这种另类摇滚“不是我的菜”。玛丽、雅尔丹和霍弗雷也出现在了现场，阿诺待在家里陪女儿。
据“德国之声”网站报道，巴黎恐袭两个多月后，圣马丁运河附近颇受欢迎的Le Carillon咖啡馆重新开张，巨幅照片被贴在墙上，周围街道上挂着法国国旗。
萨利纳斯成立了追寻真相、帮遇难者家属向政府索赔的“Brotherhood and Truth”组织，因为“我们有1000个问题，并期望得到答案”。对许多人来说，了解恐怖袭击的每一个细节，是伤口愈合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人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怎么死的，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什么会杀人。”29岁的幸存者、“Brotherhood and Truth”组织成员伊曼纽尔（Emmanuel Domenach）告诉“美国之音”电台网站。
今年1月中旬，赫尔曼在恐袭后第一次回到了以前工作的地方，在人行道上摆好了蜡烛和鲜花，他看起来兴致不错。阿诺还想回到剧院里去看看那条L形走廊，寻找阿加德没有引爆炸弹腰带的原因，但玛丽不愿意陪他去，甚至不愿意提及那件事。
巴黎恐袭后，阿诺经常感到无来由的愤怒，甚至想去折磨那些激进分子。他还记得恐怖分子用枪指着他说：“好好听着，这就是法国轰炸我们国家时，我们的女人孩子发出的尖叫。”
每当这时，阿诺会深呼吸，试图恢复平静。“我是1974年出生的，我们这代人对战争和苦难一无所知，我们只是想去听一场音乐会。”
团结是应对恐惧和死亡的最好办法
毫发无伤地从巴塔克莱恩剧院逃脱一个月后，如常出入巴黎餐厅和咖啡馆的莫林·鲁塞尔（Maureen Roussel）以为自己早已走出了阴影，直到她看到镜中自己憔悴痛苦的面孔，才意识到那个无形创口留下的印记有多深。
据法国“France24”网站报道，很快，这位住在巴黎郊区的28岁儿童保育工人发现自己害怕去购物，看到街上有人拿着雨伞就以为是枪，听到摔门或东西掉落的声音会感到恐慌。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工作，决定成立一个支持巴黎恐袭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的团体“Life for Paris”。
“我们受伤不重，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受到伤害。对一千多名幸存者而言，世界永远不一样了。面对这种不幸，我认为团结很重要。”鲁塞尔在脸谱网（Facebook）上发的这条消息很快被浏览超过100万次，被2.5万人分享。
如今，鲁塞尔和卡罗琳·朗格拉德（Caroline Langlade）共同管理的“Life for Paris”已经有四百多名成员，内疚、耻辱、不安是他们的普遍心理。有人在这里感谢帮助他们的人，有人试图回想混乱的现场，也有人互相依靠倾诉。
“通过交流，我们知道很多人仍然觉得孤单。团结是应对恐惧和死亡的最好办法。”朗格拉德告诉“France24”网站，“我们就像双胞胎一样有着强大的无形纽带，不说话就能知道彼此的感受。”
最近，鲁塞尔和朗格拉德组织了一次线下聚会，许多幸存者拒绝参加，但两个年轻女人很淡定。“这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协会的存在。”她们说，“也许他们在1个月或1年后需要我们的帮助，那时我们会与他们同在。”
去年11月13日，震惊世界的巴黎恐怖袭击夺走了130名无辜者的生命，令至少350人受伤。三个多月后，虽然在巴黎巴塔克莱恩剧院进行血腥屠杀的3名恐怖分子早已伏诛，但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
被挟持的两个多小时漫长得像是永恒
一只彩色奖杯印在儿童读物《巴巴爸爸》的封面。两岁小女儿的围嘴挂在窗户把手上，上面有3只微笑的斑点狗。41岁的艺术家阿诺（Arnaud）坐在明亮的餐桌旁，在一张纸上用黑色圆珠笔画了一个圆圈。
“这就是那堆尸体。”他告诉德国《明镜》周刊。
在阿诺笔下，那个震惊世人的恐怖夜晚简单得有些难以理解。阴影部分和箭头代表楼梯、紧急出口和舞台，象征死难者遗体相互堆叠的那个圆圈就在音乐厅中间。在另一张纸上，他画了一条狭窄的L形走廊，恐怖分子在这里挟持了他和妻子玛丽（Marie），以及另外10名人质。因为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被挟持的两个多小时漫长得像是永恒。
2015年11月14日零时23分，阿诺躺在那条狭窄走廊的地板上，耳膜被金属弹片轰鸣的声音震破，袭击者福阿德·穆罕默德·阿加德（Foued Mohamed-Aggad）的自杀式炸弹腰带紧紧顶在他背上。巴塔克莱恩剧院遭遇恐怖袭击后，他是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的人。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血和内脏的湖泊里。我想，该死的，我还在呼吸。”阿诺哭着回忆道。
巴黎恐袭过去三个多月后，阿诺仍然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无数疑问。是走廊尽头的楼梯救了他的命吗？为什么阿加德和伊斯马尔·奥马尔·穆斯塔法（Ismael Omar Mostefai）不在突击队员闯入前杀死人质，或把他们作为肉盾？
阿诺最后在图上加了一个小圆圈：一切都结束了，一个恐怖分子静静躺在楼梯间里。
去年11月13日的恐怖袭击在法国民众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天晚上，巴黎最古老的剧院之一被3个手持冲锋枪、身绑自杀式炸弹腰带的年轻人攻击，成了90名无辜者的集体墓穴。在那场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大屠杀中，不远处的酒吧和餐馆也有40人死于恐袭。
三个多月后，阿诺和其他幸存者一样，每天晚上仍在重温恐怖的噩梦。
“我一秒钟都没有离开那个夜晚”
在塞纳河畔的一间咖啡馆里，《明镜》周刊记者见到了去年冲入巴塔克莱恩剧院的突击队员之一。对这位穿着绿色棉衣、拒绝透露姓名的男人而言，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就像“一场战争”。
“我们在血海里跋涉。我能说什么呢？那是我的工作，但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恐袭过后好几天，他才鼓足勇气把渗满血的鞋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洗干净。
常去听音乐会的亚历克斯·霍弗雷（Alex Jofre）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袭击者，此时台上的美国乐队Eagles of Death Metal表演了45分钟左右。听到第一声枪响后，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在开玩笑。
音乐声戛然而止，霍弗雷和旁边的观众迅速趴到地板上。因为不知道紧急出口的位置，他在舞台附近一个0.4米高的盒子里躲了两个多小时，整个人蜷缩起来，用黑布盖住头和肩膀。被警察带出去时，他被要求盯着天花板，“无论如何别看地板”。
“我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这个38岁的阿根廷裔音乐家反复嘟囔这句话，似乎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现实，“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我似乎一秒钟都没有离开那个夜晚。只有不做噩梦的睡眠能给我带来一丝平静。只要看着窗口，我就感觉街对面有人想杀了我。”
和霍弗雷的警觉不同，28岁的路易斯·雅尔丹（Louise Jardin）刚听到枪响时，还以为是为加强表演效果而放的鞭炮。“哇，太赞了。”她心想，但一转身，身后的观众已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我看着他的眼睛，又甜又腥的温热血液涌了出来。我躲起来把包举在头上，尽量不去看四周的尸体、鲜血和残骸。”雅尔丹回忆道，“被子弹击中后我几乎失去了意识，脑袋和耳朵不停地抽搐。我想，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死里逃生后不久，雅尔丹发现自己开始害怕圣诞树，担心恐怖分子藏身其中。“这是极其荒谬的，我知道。”她说，但恐惧并没有消失。如今，她要求所有的朋友不再讨论那个夜晚，也不想见到别的幸存者，因为她不想再被视为“袭击的受害者”。
“当时我在那儿，仅此而已。”这个戴眼镜的金发女子告诉《明镜》周刊。只不过，再去听音乐会时，她会提前在网上查好紧急出口在哪里。
39岁的阿卡·赫尔曼（Aka Hermann）是那天晚上为数不多的知道紧急出口位置的人之一，他在巴塔克莱恩剧院做了6年保安。一开始，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心理治疗，直到对过往车辆的恐惧让他无法在街头行走。有一次在地铁上恐慌突然发作，他开始剧烈发抖，不得不中途下车。
“我们只是想去听一场音乐会”
2月16日，Eagles of Death Metal乐队在巴黎市中心的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完成那场被枪声打断的音乐会。用乐队主唱杰西·休斯（Jesse Hughes）的话说，“我想为这场音乐会画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
28岁的女儿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后，乔治斯·萨利纳斯（Georges Salines）带着家人和女儿的朋友来听了这场悲伤的音乐会，尽管这种另类摇滚“不是我的菜”。玛丽、雅尔丹和霍弗雷也出现在了现场，阿诺待在家里陪女儿。
据“德国之声”网站报道，巴黎恐袭两个多月后，圣马丁运河附近颇受欢迎的Le Carillon咖啡馆重新开张，巨幅照片被贴在墙上，周围街道上挂着法国国旗。
萨利纳斯成立了追寻真相、帮遇难者家属向政府索赔的“Brotherhood and Truth”组织，因为“我们有1000个问题，并期望得到答案”。对许多人来说，了解恐怖袭击的每一个细节，是伤口愈合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人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怎么死的，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什么会杀人。”29岁的幸存者、“Brotherhood and Truth”组织成员伊曼纽尔（Emmanuel Domenach）告诉“美国之音”电台网站。
今年1月中旬，赫尔曼在恐袭后第一次回到了以前工作的地方，在人行道上摆好了蜡烛和鲜花，他看起来兴致不错。阿诺还想回到剧院里去看看那条L形走廊，寻找阿加德没有引爆炸弹腰带的原因，但玛丽不愿意陪他去，甚至不愿意提及那件事。
巴黎恐袭后，阿诺经常感到无来由的愤怒，甚至想去折磨那些激进分子。他还记得恐怖分子用枪指着他说：“好好听着，这就是法国轰炸我们国家时，我们的女人孩子发出的尖叫。”
每当这时，阿诺会深呼吸，试图恢复平静。“我是1974年出生的，我们这代人对战争和苦难一无所知，我们只是想去听一场音乐会。”
团结是应对恐惧和死亡的最好办法
毫发无伤地从巴塔克莱恩剧院逃脱一个月后，如常出入巴黎餐厅和咖啡馆的莫林·鲁塞尔（Maureen Roussel）以为自己早已走出了阴影，直到她看到镜中自己憔悴痛苦的面孔，才意识到那个无形创口留下的印记有多深。
据法国“France24”网站报道，很快，这位住在巴黎郊区的28岁儿童保育工人发现自己害怕去购物，看到街上有人拿着雨伞就以为是枪，听到摔门或东西掉落的声音会感到恐慌。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工作，决定成立一个支持巴黎恐袭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的团体“Life for Paris”。
“我们受伤不重，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受到伤害。对一千多名幸存者而言，世界永远不一样了。面对这种不幸，我认为团结很重要。”鲁塞尔在脸谱网（Facebook）上发的这条消息很快被浏览超过100万次，被2.5万人分享。
如今，鲁塞尔和卡罗琳·朗格拉德（Caroline Langlade）共同管理的“Life for Paris”已经有四百多名成员，内疚、耻辱、不安是他们的普遍心理。有人在这里感谢帮助他们的人，有人试图回想混乱的现场，也有人互相依靠倾诉。
“通过交流，我们知道很多人仍然觉得孤单。团结是应对恐惧和死亡的最好办法。”朗格拉德告诉“France24”网站，“我们就像双胞胎一样有着强大的无形纽带，不说话就能知道彼此的感受。”
最近，鲁塞尔和朗格拉德组织了一次线下聚会，许多幸存者拒绝参加，但两个年轻女人很淡定。“这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协会的存在。”她们说，“也许他们在1个月或1年后需要我们的帮助，那时我们会与他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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