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为了正义，更为了铭记

    70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不仅是对纳粹德国的清算，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经由巨量且深入细节的法庭记录，后世得以了解战争的恐怖，永远警惕悲剧重演。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在匆匆整修过的纽伦堡正义宫开始。曾不可一世的纳粹高官集体走上法庭时，四下还能看到争分夺秒赶工的工人，他们安装的同声传译设备，保证了旁听者也能洞悉这场划时代的审判的细节。此后1年间，平均每天有400人旁听审讯，23个国家的325份报纸、广播和通讯社对这场针对法西斯德国的清算进行了报道。

    二战期间，希特勒及其党羽每年都要在纽伦堡组织宣传集会，这里也是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排犹法案的诞生地。于此举行旨在终结纳粹主义的审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用法律的方式实现复仇

    2015年初冬，92岁高龄的原美军翻译乔治·萨海姆再度来到德国巴伐利亚州，参加了纪念纽伦堡审判70周年的活动。这位老兵珍藏的纪念品中，有信件、书籍和照片，甚至还有一个涂着卐字徽章的袖标。这些纪念品多数与他在纽伦堡法庭度过的岁月有关。

    萨海姆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9岁时便背井离乡，迁居美国。美国卷入二战后，萨海姆应征入伍，作为一名盟军战士，参加了攻陷亚琛和科隆的战役。

    当他所在的部队进入臭名昭著的诺德豪森集中营时，出现在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尸骸。而这只是纳粹党卫军没来得及毁灭的部分罪证。此后几天，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将领来此视察，萨海姆看到，这些见惯鲜血的硬汉一边摇头，一边用手帕掩住口鼻。

    和多数人一样，萨海姆此前并不知道纳粹实施了如此恐怖的暴行。“走在集中营里，我一直在想，如果妈妈当年没有带着全家离开柏林，躺在这里的可能会有我。”

    萨海姆希望用某种“建设性的方式”抒发愤懑。1945年10月，正在巴黎驻扎的他得知，官方正寻找通晓德语的人，担任纽伦堡审判的翻译。“我心里很矛盾，我很希望继续学业。”入伍时，萨海姆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学生。“但是，虽然当时才22岁，我还是意识到那（去纽伦堡）将是一个机遇，将是令人兴奋而独特的。我会成为见证历史的人。”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总共有30名来自同盟国的翻译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服务，如今还有6人在世。萨海姆则是唯一在70年后还能故地重游的人。

    “审判开始时，我特别高兴，他们终于恶有恶报。”他说，“有些嫌犯逃到了阿根廷等国，踪影难觅。针对那些被找到的纳粹分子，要搜集用以指控他们的证据，也是很棘手的。”

    多数时候，这个年轻人不出现在庭上，而是在办公室翻译文件。偶尔，他也会进入法庭旁听，并记下所闻所见。今天，他的袖珍日记本上依然整齐地排列着德语和英语的手写体文字。在他的印象里，有些被告的发言“简直冷血到难以置信，而且陈述的方式居然是随意而平静的”，如：“在我担任奥斯维辛指挥官期间，不是300万，而是25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杀害，另外50万是因为饥饿、疾病和流行病而死。这300万只是我们犯人的70%。”

    萨海姆近距离观察过这些纳粹高官。一次，他注意到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老是挖鼻子，不禁笑了出来。戈林发现后，立刻沉下脸，冲着萨海姆骂骂咧咧。

    程序瑕疵无碍其历史意义

    纽伦堡审判堪称前无古人的创举。此前，从没有那个国家的内阁因为发动战争受到起诉，也没有谁被指控犯下“危害和平罪”以及“反人类罪”。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称，纽伦堡审判是“国际司法的分水岭”。The conversation网站认为，这次审讯是法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铺平了道路。

    鲜为人知的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度觉得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和金钱。斯大林打算将5万名德国官员排队枪毙，丘吉尔也打算把党卫军的重要人物就地正法。最终，两人都被美方劝服，放弃了以暴制暴，选择通过公开的法庭辩论裁决囚犯的罪行。

    对审判提出质疑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说，这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连当时的美国首席大法官哈兰·菲斯克什，也嘲笑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去纽伦堡“指挥高规格的惩罚派对”，他宣称，“我不介意他对纳粹做什么，但我不愿意看着他打着习惯法的幌子私设公堂。对我这种老古董来说，这只是一场道貌岸然的骗局。”

    批评者的主张包括，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并不是中立的——4名法官分别来自美、苏、英、法四大国，缺少平衡和中立的监督力量。

    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就指责说，同盟国在纽伦堡“用权力代替了原则”。“我坚持认为纽伦堡审判是不道德的。”他写道，“它依据的法律是审判后才出台的，它的目的仅仅是满足一时的喧嚣和激情。”

    面对批评，罗伯特·杰克逊在写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强调：举行纽伦堡审判，是为了将纳粹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否则，他们的罪行总有一天会被遗忘。

    罪证如山，压倒一切

    而在乔治·萨海姆看来，纽伦堡审判目的有二，一是让有罪者受到惩罚，其二则正如首席检察官杰克逊所言，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法庭委派给萨海姆的任务，是将缴获的德语文件翻译成英文，“这些通常都是重要的文件和罪证，比如，被告往往在法庭上声称，从没有签署过相关命令或者备忘录。他们总是撒谎道，‘我从来没签署过’，或者‘那不是我的签名’，等等。”

    此类文件包括集中营的处决令，射杀落水盟军士兵的命令，处死战俘的决定等。萨海姆指出，第三帝国自己的文件、影像和照片提供了最多的证据，决定了战犯们的命运。

    例如，党卫军头目于尔根·斯特鲁普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镇压1943年春天波兰犹太人起义的“纪念”。根据斯特鲁普在私人相簿上的统计，他指挥的部队逮捕了5.5万名犹太人，至少杀害了7000人，还将差不多同样多的人送往集中营。

    萨海姆的工作还包括当庭翻译证词，“多数被告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归咎为希特勒的命令。”法庭却认为，个人需要为自己执行的命令负责。正如杰克逊在结案陈词中写道，“这些人破坏德国的自由政府，现在却希望以执行命令为由逃脱责任。”“这就如同一个孩子杀害了父母，然后以孤儿为借口请求赦免一样荒谬。……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由于审判主要依靠的不是证词，而是大量文件、影像资料和照片，证据展示环节显得单调乏味。法庭总共审阅了3000吨文件，当审判进行到第10个月，一名英国记者甚至在《纽约客》上发泄不满：“纽伦堡法庭无聊透顶，每个旁听者都得忍受极端的乏味。”

    然而，纽伦堡审判的核心团队坚信，只有如此，方能确保真相流传后世。

    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斯托里后来写道：“纽伦堡审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定罪……更重要的是对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记录。”

    事实上，公众如今熟知的，关于纳粹德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细节和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大都来自纽伦堡审判。

    70年后，正义仍未全部实现

    如今，纽伦堡审判已经落幕70年，但德国仍在争分夺秒地弥补对有罪者的宽容。

    德国司法部门正对那些已然风烛残年的纳粹分子开展调查。今年早些时候，“奥斯维辛的簿记员”奥斯卡·格宁被判4年监禁，他被认为参与了对3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谋杀。

    此外，1名91岁的女性和两名分别为92岁和93岁的男子曾在奥斯维辛工作，他们也可能在明年面临审判。历史学家维尔纳·伦兹告诉法新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纳粹分子“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参与”诉诸正义，也是为了“让最后的幸存者有机会发声”。

    一组令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愤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共有789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受到了审判，只占6500名当事人的12%。

    “现在再想惩罚那些做决策的人已经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荒谬地扩大罪恶的定义，使其适用于那些纳粹的追随者。”法国著名的“纳粹猎人”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深表不满。

    纽伦堡审判最开始只是对“决策者”的清算。同盟国最初圈定的23名被告，只有21人出现在宣判书中。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在审判启动时下落不明，被缺席判决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适用绞刑。1972年，鲍曼的遗体才在柏林被发现，法医认为他于1945年5月自杀身亡。另一名纳粹官员罗伯特·莱伊则于开庭一周后自杀身亡。

    这21人中，18人有罪，12人被判处死刑。作为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赫尔曼·戈林本应被送上绞刑架，但他却在行刑的前一夜，吞下秘藏多时的氰化物胶囊而毙命。

    其他战犯于1946年10月16日被执行死刑。但直到1948年，纽伦堡的法庭始终不曾沉寂——此后，一批曾为纳粹政权服务的医生等“技术人员”成为审判的焦点，他们的罪行包括对囚犯进行人体试验。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纽伦堡原则”，明确定义了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并确定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70个春秋过去，乔治·萨海姆心中的仇恨已然消散。他多次回到德国，结识了很多朋友。谈起纽伦堡审判最大的影响，他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话：“恒久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