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中国将按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发展”
本报记者 陈婧 高四维
《
青年参考
》（
2015年11月11日
04
版）
 |
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 |
63岁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频繁造访中国。26年前，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进而将其扩写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福山因在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声名鹊起。
彼时，年届40岁的福山在书中提出一个论断——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0多年间，围绕“历史终结论”的评论与争议从未停止。
近些年，福山提出了“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的“三角关系”，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让人颇为关注的是，虽然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并未对“历史终结论”构成挑战，但他依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在中国身上，且尤其强调应重视中国历史上“国家建设”的先行努力。
中国对福山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他对当下中国的兴趣点是什么？11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现场专访了福山教授。
《中国青年报》：对中国，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您可以在中国观察到什么？
福山：我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感兴趣。中国正处在自身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中国正在适应“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如前30年强劲了，这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和挑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如何，以及中国如何去适应。
《中国青年报》：在您最近的两本书中，有关中国的篇幅较大。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您的研究？
福山：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有能力并且能够以客观的方式来管理国民的国家。这是很大的成就，中国应为此骄傲。
但我想，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系统，不仅需要有现代国家机制，也需要对国家的行为加以限制。我想，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及正式的途径来确保政府对所有公民的需求都有响应。法治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关键的议题之一。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反腐？
福山：显然，在反腐上，中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提出了许多规范。目前来讲，反腐进展得很好，但是如果要保持持续性，需要有独立的法庭来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曾经发表《美国的民主对于中国没有太多的学习价值》这篇文章。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走自己的民主道路？
福山：每个国家都自然地不会照搬某一个已有的模式，它们会发展自己的模式。所以，我肯定中国未来将会按照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发展。但就像我所说的，中国现在的模式有些不平衡，国家权力太过强大。我想，未来，需要更依法办事，决策也需要更加透明。
《中国青年报》：您对中国的基层治理立法问题有关注吗？
福山：我对中国的基层立法有一定程度上的关注。我想，不管怎样，区域治理都应该更加尊重法律本身及民间反馈。去中心化是正确的，但需要实质性的内容。好的治理要能够让民众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方面，目前还做得不够好。
《中国青年报》：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您认为应如何通过立法固化改革成果？
福山：从政治机构的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于法治基础的决策不是一夜就能够形成的，需要政治支持。欧洲许多国家，如完全民主化前的德国，有强大的官僚系统，但也有可以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我认为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改革进程。
（本报记者卢义杰对本文也有贡献）
63岁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频繁造访中国。26年前，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进而将其扩写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福山因在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声名鹊起。
彼时，年届40岁的福山在书中提出一个论断——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0多年间，围绕“历史终结论”的评论与争议从未停止。
近些年，福山提出了“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的“三角关系”，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让人颇为关注的是，虽然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并未对“历史终结论”构成挑战，但他依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在中国身上，且尤其强调应重视中国历史上“国家建设”的先行努力。
中国对福山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他对当下中国的兴趣点是什么？11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现场专访了福山教授。
《中国青年报》：对中国，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您可以在中国观察到什么？
福山：我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感兴趣。中国正处在自身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中国正在适应“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如前30年强劲了，这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和挑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如何，以及中国如何去适应。
《中国青年报》：在您最近的两本书中，有关中国的篇幅较大。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您的研究？
福山：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有能力并且能够以客观的方式来管理国民的国家。这是很大的成就，中国应为此骄傲。
但我想，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系统，不仅需要有现代国家机制，也需要对国家的行为加以限制。我想，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及正式的途径来确保政府对所有公民的需求都有响应。法治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关键的议题之一。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反腐？
福山：显然，在反腐上，中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提出了许多规范。目前来讲，反腐进展得很好，但是如果要保持持续性，需要有独立的法庭来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曾经发表《美国的民主对于中国没有太多的学习价值》这篇文章。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走自己的民主道路？
福山：每个国家都自然地不会照搬某一个已有的模式，它们会发展自己的模式。所以，我肯定中国未来将会按照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发展。但就像我所说的，中国现在的模式有些不平衡，国家权力太过强大。我想，未来，需要更依法办事，决策也需要更加透明。
《中国青年报》：您对中国的基层治理立法问题有关注吗？
福山：我对中国的基层立法有一定程度上的关注。我想，不管怎样，区域治理都应该更加尊重法律本身及民间反馈。去中心化是正确的，但需要实质性的内容。好的治理要能够让民众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方面，目前还做得不够好。
《中国青年报》：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您认为应如何通过立法固化改革成果？
福山：从政治机构的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于法治基础的决策不是一夜就能够形成的，需要政治支持。欧洲许多国家，如完全民主化前的德国，有强大的官僚系统，但也有可以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我认为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改革进程。
（本报记者卢义杰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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