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纳粹”70载后终受审

    2015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二，德国北部小城吕纳堡的一间礼堂外人山人海。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多国记者挤满了入口，电视直播车塞满了周边道路。人们在等待一场延宕70年的审判——现年93岁的“纳粹记账员”奥斯卡·格罗宁因在二战期间涉嫌“协助屠杀罪”被起诉，这可能是针对纳粹大屠杀的最后一轮审判。

    加害者与受害人都已白发苍苍

    紧盯着法官托马斯·沃瑟的眼睛，证人席上的伊娃·法希迪一字一句地讲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种种。不远处，93岁高龄的被告人静静坐着，眼神看上去有些涣散，只是偶尔用颤抖的手摆弄一下身边的助行器。

    “一想到他（格罗宁）曾在我母亲哭泣着打点好的箱子里鼓捣，手上还拿着刚刚遇害的妹妹吉利科曾穿的衣物，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这位来自布达佩斯，也已90岁高龄的大屠杀幸存者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法希迪在战争中失去了49位亲属，母亲和姐妹都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中遇难。“我出庭并非为了‘正义’，这个词对我并不重要，毕竟，我的家人不会因它而复活。此行只为一个目的——倘若一个人对社会有害，他就该被社会移除。”她说。

    法希迪并非惟一的控诉者——未来3个月，格罗宁还将接受数轮审讯，公众也将从65名大屠杀幸存者及其亲友的证词中，不断回忆起那些曾令德国乃至欧洲蒙羞的滔天罪行。

    开庭前十几天，84岁的苏珊·波拉克就从英国赶到了吕纳堡，为的是能“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她脑海中有关奥斯维辛的记忆从未因时间推移而变淡，反而日渐清晰。

    “工棚里住着大约800名女孩，我们没有食物，只能幻想自己在吃早餐——啃着一块面包，或一个鸡蛋。但这样的游戏很快就结束了，饥饿让我们无法思考，最后，我们只好假装在减肥。”波拉克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世界，尸体堆积如山，没人清扫，传染病肆虐……眼前的一切比死亡更糟。我们做了什么，竟要遭此厄运？”言罢，她转向被告席，双眼中似乎有火焰在跳跃。

    在65名共同原告的律师瓦尔特看来，“过去70年间，嫌疑人以‘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的借口逍遥法外，幸存者则痛苦地度日如年”。他表示，格罗宁终于被送上审判台，可以让幸存者感到“自己终于被德国的司法系统所尊重”。

    纳粹杀人机器中的“小齿轮”

    在庭审现场，身着白条纹衬衫和米黄色背心的格罗宁看起来有些虚弱，然而，面对诉讼方的指控，他笃定地表示，自己根本没犯罪，充其量是纳粹在道德层面的共谋者——“我不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内疚，我甚至没扇过（受害人）一个耳光。”

    1921年6月10日，格罗宁出生在不莱梅郊外10公里的小城宁堡。其父是一名纺织工人，同时也是激进组织“Der Stahlhelm ”的成员。小时候，他家旁边住着一户犹太人，靠经营一间不大的金属店为生。彼时，他常与邻居的女儿安妮玩耍，两个孩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弹珠。纳粹上台后，当地的纠察队在安妮家门口拉起了“德国人不买犹太货”的横幅，不久，他和这位小伙伴的游戏便从人来人往的街道，被迫“转移”到了人迹罕至的后院。

    12岁时，格罗宁追随父亲加入了Stahlhelm 青年团，原因很简单——他喜欢那里的制服和军乐。高中毕业后，他立刻申请加入纳粹党卫军。“这是一种自发的热情，我不希望成为最后一个参与游戏的人。”格罗宁告诉美国《纽约客》杂志，还出示了一张老照片。画面里，带着眼镜的格罗宁看上去清瘦而斯文，他的军帽上，装饰着鹰与骷髅的徽章却异常刺眼。

    1944年，格罗宁转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按照他的自辩，作为一介小人物，他起初对这部“杀人机器”一无所知，甚至一度以为奥斯维辛的主要营地是“一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和剧院，常举行演出。集中营的员工有自己的娱乐设施，甚至还有一个体育俱乐部。”格罗宁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还声称，自己曾与囚犯在体育俱乐部里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那是特殊情况下的友谊，如今，我仍记得那种欢乐的感觉”。

    逐渐熟悉自己的新工作后，他开始对集中营内虚假的平静产生怀疑——一个冬日的夜晚，他被从床上叫起来，帮助追捕逃犯。他在法庭上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一群囚犯被赶进一间农舍，紧接着，一名军官把毒气从农舍的开口处灌了进去。“屋子里传出惨叫，越来越响、越来越绝望。很短的时间里，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完全没了声音……”格罗宁在庭审中强调：“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杀害犯人的完整过程，但我未曾参与。”

    法庭记录显示，在格罗宁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3个多月间，最少30万人在这部死亡机器中丧命。这位资历尚浅的记账员被要求，将运送至此的囚犯的个人财物迅速转移到固定地点，然后将这些钱财运往党卫军位于柏林的总部，以免新来的囚犯对他们的命运起疑。一名检察官指出，格罗宁曾帮忙清理遇害者的行李，掩盖屠杀痕迹。他清楚地知道，大批被认为不适合服苦役的在押犹太人“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直接被送往毒气室杀害”。

    如同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所描写的被“纳粹哲学”洗脑的士兵一样，格罗宁一直相信，自己在“特殊环境”下的行为无可厚非，只是完成“来自上级的任务”。事实上，当法官问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他坚称自己无辜——“我不过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如果这也是犯罪，那么我有罪。”

    而在81岁的罗马尼亚裔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伊娃·科尔看来，格罗宁的说辞不成立。“如果一台巨大的机器丢失一个小齿轮，将发生什么？——机器将停止运转。所以，对（纳粹）这台杀人机器来说，他就是帮凶。”

    对此，托马斯·沃瑟法官表示认同——“无论格罗宁是否实际参与，他仍旧甘于做杀人机器的齿轮”。为此，他将面临至少30项“共同谋杀罪”指控，以及最高15年的徒刑。

    复仇怒火逐渐被公众反思取代

    必须承认，尽管背负着迟到却沉重的指控，格罗宁仍是为数不多、愿接受媒体采访并还原那段历史的原纳粹军官。

    二战结束后，他所属的部队于1945年6月10日投降，他也被送往英国强制劳动。令人意外的是，1947年返回德国后，他从未隐瞒自己的经历，多次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在奥斯维辛工作；据信，他这样做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公开驳斥某些持“大屠杀不存在”观点的极端右翼分子。

    “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个年龄面对这些事，对那些大屠杀否认者、声称‘奥斯维辛从没存在过’的人说，我见过毒气室，看到了火葬场、焚尸坑。”他告诉BBC，“我希望你相信我，这些暴行发生了。我就在那里。”

    家住英国埃塞克斯的幸存者艾弗·波尔同样出席了庭审。波尔12岁时被送进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失去了父母和其他7个兄弟姐妹，只有他和弟弟幸运生还。

    这位83岁的老人告诉英国《卫报》，自己来到审判庭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释放“情感压力”。尽管从英国去往德国的旅途让波尔略感疲惫，但他并没因此感到颓丧。相反，当重返这片给自己留下过痛苦记忆的土地，他竟莫名地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美丽”。“我曾觉得，来到这里并目睹凶手入狱比什么都重要，但当我看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开始厌恨自己。我为他感到遗憾。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想，这消融了我心里的恨。”

    庭审告一段落后，原本抱着“血债血偿”之心的苏珊·波拉克不再执着于当年的对错。她对《卫报》表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碎的人，一个无力的老者。宽恕？我该原谅谁？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我没资格原谅任何人。”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格罗宁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个体在集体罪行中应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该案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在涉及审判“下级”纳粹人员时，究竟该如何在无辜和有罪之间划出界限？

    《纽约客》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像格罗宁这样的人都要被起诉，“那么，该在哪里停下？是不是也要控告那些开着火车到奥斯威辛的工程师？还有那些打信号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一连串尚无答案的问题，该杂志坦言，这个“划界限”的棘手任务，在战争结束后被抛给了德国人自己；未来，它将仍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