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后，美国“友谊9人组”终被“平反”

    54年前，9名美国青年以自由为代价，推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进入新阶段。如今，随着当年的“有罪”判决被推翻，他们对社会公正的诉求，终被体制所承认。

    2015年1月28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约克县的法庭上人头攒动，7名年逾7旬的老者在掌声和相机快门声中依次起立，频频向人群挥手。54年前，他们曾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司法判决的主角：“罪名：非法入侵；判决：有罪；惩罚：100美元或苦役30天。”相比他们各自的姓名，这个小团体拥有的称号更被人们铭记——“友谊9人组”（Friendship Nine）。

    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他们因和平示威而锒铛入狱；如今，不公正的判决在欢呼声中终被推翻。

    几个黑人毅然走进“白人专座”餐厅

    1961年1月31日清晨，几名年轻的黑人学生离开约克县的友谊专科学院，向洛克希尔主干道旁的麦克罗伊餐馆进发。他们在这家廉价快餐店的橱窗外停下脚步，四处观望，心中早已清楚，接下去的静坐示威将令自己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但是，没人退缩。学生们早已准备好用这种方式，向无处不在的种族隔离发起挑战。

    无视“白人专座”的标牌，他们径直走进餐馆，坐在柜台边，点了汉堡、饮料和咖啡。店员拒绝服务，先是呵斥他们离开，见后者不为所动，便报了警。多年后，“友谊9人组”成员克拉伦斯·格雷厄姆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回忆道，“我坐在第四把椅子上，我记得，我的屁股刚沾到椅子，他们就把我拽了下来，推搡着将我拖出门外。”

    地方法庭的判决来得很快。次日，参与行动的10位黑人就因“非法入侵和扰乱秩序”被定罪量刑，他们可选择在监狱中服苦役30天，或支付100美元罚款。除了一名担心失去奖学金的学生同意支付罚款外，其余9人“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服刑。“友谊9人组”由此成为第一批拒绝支付保释金而自愿坐牢的民权人士。这一被概括为“服刑，不保释”的策略很快在美国南部传播开，成为民权斗争的转折点。

    “友谊9人组”中，8人时为友谊专科学院的学生。只有第9人托马斯·盖瑟例外，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种族平等委员会（CORE）的分区秘书长，也是那次静坐抗议的组织者。

    “不保释”，将包袱甩给不公正的体制

    彼时，餐饮业早就成为非裔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发力点。1960年2月，4名北卡罗来纳农科学院的学生以当地的伍尔沃斯餐厅为目标，首次对白人专座进行“占领”。2月12日，抗议浪潮波及洛克希尔。当日，有100多名黑人学生在镇中心的各个快餐店静坐抗议。

    年轻人的非暴力抗争，一直坚持到次年，但效果不彰。民权人士逐渐意识到，向当局支付保释金以换取自由的做法，让他们的绝大部分努力付诸东流，不仅无法帮助他们推翻美国南部保守顽固的司法体制，反倒会让维权人士及其家属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们的人不断被捕，被送进监狱、支付保释金、回家，周而复始。”托马斯·盖瑟解释了“友谊9人组”选择坐牢的初衷，“我们觉得，是打破惯例、表明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希望将美国变成更加公正的社会的时候了。”

    温斯洛普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道夫·贝尔克告诉《华盛顿邮报》，这9位勇敢的年轻人“创造了新的模式，改变了静坐抗议的蓝图，藉此向所有人宣布：‘我们宁愿服苦役、进监狱，也要争取更多舆论关注我们以及我们抗议的原因’”。

    “洛克希尔的抗议来得很及时，它解决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在南方遭遇的困境：缺少保释金限制了民权运动的发展。”作家泰勒·布兰奇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分水而行》中写道，“‘服刑，不保释’减轻了抗议带来的经济负担。从此，示威者不再需要承受金钱上的损失，反倒是被白人把持的各地政府，必须为服刑者提供住所和食物。”

    “支付了保释金，就等于在支持你想反对的体系。”贝尔克进一步分析说，“相反，你宁肯待在监狱里，是将皮球踢给了政府，它必须为惩罚你而耗费资源。”

    昔日“罪证”被永久保留

    当然，自愿服刑绝非无代价的。示威者可能失去工作和信用担保，还有人担心，那些被种族主义者视为眼中钉的人权活动家，可能在秘密监禁中“人间蒸发”。

    “如果进过监狱，你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声音。”9人组成员马克·沃克曼曾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拍摄的专题片中提到，“当关门和钥匙转动的声音传来，你才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自由之身。”

    他的伙伴W·T·梅西则对路透社坦言，自己从不谈论那段经历，即便是面对亲人。其实，“我很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你知道那小子做过什么吗？’”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为“吃牢饭”这件事不安。托马斯·盖瑟被捕时，他的哥哥赫尔曼在一所高中教数学和物理。消息传来，赫尔曼毫不惊讶，更不为此感到羞愧。

    盖瑟家的两位老人也对此泰然处之。“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要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挺身而出。”托马斯说，“父母则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相信，如果孩子做得对，上帝一定会眷顾他们。”事实上，盖瑟家的兄弟几个，都曾在民权运动中与当局的暴力机器“过招”。

    只是，他们的斗争在多年后才收获果实。作家金伯利·约翰逊率先打破沉默，将“友谊9人组”写进了儿童读物。“我做的就是让人们知道真相。而且，的确有人在听。”

    而在体制内部，当地的法务官凯文·布拉克特，称得上为“9人组”平反的头号功臣。他对路透社表示，“这些先生……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可恶而卑鄙的政策。公开地、从法律程序上承认当年的指控是错误的，这非常重要。”

    1月28日，法官约翰·海耶三世当庭宣判后，布拉克特仍不满足。通常情况下，如判决被推翻，犯罪档案就会被销毁。但是，他和“友谊9人组”都希望能原样保留原始卷宗，以便后来者铭记其中的波折。于是，法官的宣判词被附在了1961年的案件卷宗末尾。

    用海耶法官的话说，“我们无法重写历史，但能纠正历史。”

    “与种族隔离斗争的经历一直是我的骄傲，”9人组成员之一罗伯特·麦卡洛曾告诉《洛克希尔先驱报》，“我不希望它被抹掉。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做。”

    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后，9人各奔东西，平静地生活在公众视野之外。后来，托马斯·盖瑟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宾州滑石大学任教39年。由于身体欠佳，他委托儿子肯尼斯出席了1月28日的活动。

    曾经的加害者也得到宽恕

    “我要求法庭将1961年的判决撤销，并宣布此举是为了公平和正义。”被告代表小厄尼斯特·芬尼说，“让法庭的决定来显示我们的决心：共同保证宪法中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到落实。”54年前，芬尼是“友谊9人组”的律师；今天，他再次履行了这项职责。他本人也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了南卡州首位非裔检察长。

    巧合的是，宣布为“9人组”平反的海耶法官，是1961年做出初始判决的法官的外甥。他赞同芬尼的提议——这个过程虽是象征性的，却承认了静坐示威在民权运动中的关键作用。

    “他们被捕的原因只有一个：种族。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不对。”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法务官布拉克特当庭道歉，称“那起判决是对公正的冒犯”。

    “我们等了太久。”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克拉伦斯·格雷厄姆满怀自豪和喜悦。“如今我们终于确信，当年的我们在正当理由下做出了正确决定。”

    格雷厄姆对《人物》杂志表示，他希望这次标志性的宣判能鼓励当今的年轻人。他提到了去年在美国引发巨大波澜的弗格森枪击案等一系列案件，“我对这些事件动了感情，我哭了，因为它非常伤人。抗议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有组织、有调查，并坚持非暴力。”

    身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女儿，应邀来到法庭现场的伯尼斯·金总结道，“无论对民权运动、人权还是尊严来说，这都是个里程碑般的日子。”

    令人遗憾的是，正义终归来得有些迟——罗伯特·麦卡洛已于2006年8月因病辞世。

    “友谊9人组”当年被捕的快餐店也已改头换面，但他们的名字仍被镌刻在吧台旁的凳子上。大门外也竖起了标牌，向南来北往的人诉说那段历史。几年前，一位名叫威尔逊的白人男子专程来此，向9人组道歉——他坦言，自己是当年将学生们拽出餐馆的人之一。

    威尔逊获得了原谅。一如外界评价的那样，“友谊9人组”从获罪到平反，不仅是种族平等的胜利，对那些曾迫害和歧视他们的人来说，这同样是个和解与救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