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修课、没有时间表、没有校规的自由学校
被教学实验改变的人生
编译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4年10月29日
23
版）
 |
学生们在苏格兰之路自由学校很快乐 |
上世纪70年代，理想主义的青年积极分子创建过一波实验学校，没有必修课，没有时间表，没有要求遵守的规则。这些自由生长的孩子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他们的人生有没有因为当年的轨迹而改变呢？
“另类教育”曾风靡英国
1971年的一天，12岁的莫琳·布林坐在学校的台阶上，黑色的头发盖住了眼睛。她很兴奋，那是她到“苏格兰之路自由学校”上学的第一天。
1970年12月的英国《泰晤士报》教育副刊介绍了这所非传统学校，因为它“没有校长，也不承认任何权威，而是由家长、学生和教师共同管理”。在英国教育部的备案资料中，这所由利物浦教师约翰·奥德和比尔·墨菲创办的学校归在“另类教育”的门类下。
奥德和墨菲本来在一所天主教中学任教，对当时学校惯用的死记硬背和体罚十分不满。奥德早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长发披肩，说起话来热情澎湃：“这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学校，不会将任何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
长着落腮胡子的墨菲则表示，要给孩子们快乐的成长环境。孩子们“被剥夺了探索、创造、体验和观察的权利”，而这所自由学校的宗旨是让孩子们重新接触自然。
最初的校址在一家商店的二楼，只有12名学生。学校的教职员工有工会成员、家长，也有社会活动者。他们不以“老师”自称，而是被模糊地称为“助工”。这所学校很快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其中不乏无政府主义者和嬉皮士。学生和助工不断涌入，学校只得不停搬家，以适应迅速膨胀的规模。
英国最早的自由学校位于伦敦诺丁山，成立于1966年。这种以解放天性、反对权威为旗帜的教学实验很快引来全英的效仿，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出现了自由学校，利物浦有两所，伦敦至少有4所。有些很快就倒闭了，因为它们所在的社区不能接受教育无秩序的情况，但还是有一些站稳了脚跟，甚至延续至今。
在今人看来，40年前的实验就像一场闹剧，学校没有时间表，没有必修课，没有校服，也没有等级制度。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由学生制定规则并决定想要学什么。
“放养”的教育方式
伦敦的白象街自由学校距离安吉尔地铁站只有一步之遥，据曾就读于那里的马丁·克里斯蒂回忆，学校就像个贫民窟。校舍建在一座5层的建筑中，一对仿真的纸狮子镇守着五颜六色的大门，楼里到处是炖菜的味道和吵闹声。
那些被称为助工的教师总是嘲笑马丁，因为他不愿意说脏话。英语课经常因为有人在外挑衅而被打断。助工带领孩子们冲出教室，与挑衅者一分高下，然后回来继续上课。马丁告诉BBC，学校中不乏真想学知识的孩子，但多数人宁肯把时间花在在床垫上跳来跳去、抽烟和在楼中闲逛上。
不同的自由学校“气场”不同，对学生的“放养”态度却高度一致。
迪恩·维拉到自由学校报道前，连续被7所学校开除。他惊讶地发现，在这里，没人打他的手心。“以前那些学校，5天里有4天我会被体罚，最多的时候一天被打手心6次。你可以自选是打手心还是打屁股，用拖鞋还是手杖打。我一般都选择用手杖，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疼。”
但在白象街，没人打他。名叫安西亚的助工甚至让他掌管教室的钥匙。迪恩说，如果想学习当然能学到，但没人逼你。
他至今记得名叫尼格尔的老师允许他在马路上开车，当时他只有14岁。尼格尔在一旁冷静监督着他，让他自己“在实践中学习”，丝毫不在意未成年人开车违反了法律。
苏格兰之路自由学校更加极端，他们不在教室学习，学生们会到威尔士的小屋旅行，从山顶抬水，给奶牛挤奶、骑马、建树屋、学习烘培蛋糕。到威尔士的城堡参观相当于历史课。附近的工人罢工时，学生们甚至加入抗议示威的队伍。
被教育实验改变的人生
莫琳·布林如今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系统担任秘书，她的丈夫是坦克兵，3个孩子也有不错的工作。没人猜得出她曾经是英国最极端的教育实验的产物。
“到学校后他们总是让我们选择当天干什么。”布林是最初注册就读“苏格兰之路”的12名学生之一，回忆起童年的恶作剧，她眼中闪着光芒。“我们从不选择上课。我们会去动物园或溜冰场，有时候到乡下去。”
她的父母是邮差和清洁工，与嬉皮士毫不沾边。但他们从不担心，给予“老师”绝对的信任。
16岁从自由学校毕业后，布林进入了餐饮业，她在学校做过大锅饭，她将那看作厨师速成班。但是当她厌烦了厨房，终于发现了自由学校的问题——社会承认的文凭、学历、成绩单，她一样都没有。她记得奥德曾经劝说她为考试做准备，被她干脆地拒绝了。布林称，在那种环境下，考试显得十分违和。
在伦敦定居的马丁对曾经在自由学校读书的经历讳莫如深，对他来说，自由学校就是辍学的同义词。他和家人搬到沃特福德时离开了自由学校，马丁当时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成绩远远落在同龄人后面
人过中年，马丁终于承认在自由学校学到的东西其实挺多，比如电吉他。“教我吉他的助工好像叫鲍勃，姓什么记不得了。眼睛长得像约翰·列侬，手里总是拿着香烟。”这个酷酷的家伙是乐队成员，经常抽空指导马丁。因为这份特长，马丁每到一处都会成为当地的名人。
迪恩如今定居爱尔兰，成了画家和室内装饰师。他说，如果不是自由学校，他早晚会进监狱。他甚至邀请了当年信任他、将教室钥匙交给他的老师安西亚参加了婚礼。
自由学校的校友们虽然多数过得不错，但是少有医生或者律师，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考试。这是奥德的一大遗憾，他原本希望在解放孩子天性的同时让他们获得学历认证，但是孩子们并不认为学历重要。而他的宗旨是不强迫孩子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
奥德如今已经是牛津郡的工党议员。虽然很多人批评自由学校不务正业，但是奥德认为实验是成功的。“至少孩子们每天早晨都愿意来上学。”奥德骄傲地说，“我们几乎没有动用社会资源就做到了这一点。”
□英国广播公司
上世纪70年代，理想主义的青年积极分子创建过一波实验学校，没有必修课，没有时间表，没有要求遵守的规则。这些自由生长的孩子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他们的人生有没有因为当年的轨迹而改变呢？
“另类教育”曾风靡英国
1971年的一天，12岁的莫琳·布林坐在学校的台阶上，黑色的头发盖住了眼睛。她很兴奋，那是她到“苏格兰之路自由学校”上学的第一天。
1970年12月的英国《泰晤士报》教育副刊介绍了这所非传统学校，因为它“没有校长，也不承认任何权威，而是由家长、学生和教师共同管理”。在英国教育部的备案资料中，这所由利物浦教师约翰·奥德和比尔·墨菲创办的学校归在“另类教育”的门类下。
奥德和墨菲本来在一所天主教中学任教，对当时学校惯用的死记硬背和体罚十分不满。奥德早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长发披肩，说起话来热情澎湃：“这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学校，不会将任何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
长着落腮胡子的墨菲则表示，要给孩子们快乐的成长环境。孩子们“被剥夺了探索、创造、体验和观察的权利”，而这所自由学校的宗旨是让孩子们重新接触自然。
最初的校址在一家商店的二楼，只有12名学生。学校的教职员工有工会成员、家长，也有社会活动者。他们不以“老师”自称，而是被模糊地称为“助工”。这所学校很快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其中不乏无政府主义者和嬉皮士。学生和助工不断涌入，学校只得不停搬家，以适应迅速膨胀的规模。
英国最早的自由学校位于伦敦诺丁山，成立于1966年。这种以解放天性、反对权威为旗帜的教学实验很快引来全英的效仿，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出现了自由学校，利物浦有两所，伦敦至少有4所。有些很快就倒闭了，因为它们所在的社区不能接受教育无秩序的情况，但还是有一些站稳了脚跟，甚至延续至今。
在今人看来，40年前的实验就像一场闹剧，学校没有时间表，没有必修课，没有校服，也没有等级制度。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由学生制定规则并决定想要学什么。
“放养”的教育方式
伦敦的白象街自由学校距离安吉尔地铁站只有一步之遥，据曾就读于那里的马丁·克里斯蒂回忆，学校就像个贫民窟。校舍建在一座5层的建筑中，一对仿真的纸狮子镇守着五颜六色的大门，楼里到处是炖菜的味道和吵闹声。
那些被称为助工的教师总是嘲笑马丁，因为他不愿意说脏话。英语课经常因为有人在外挑衅而被打断。助工带领孩子们冲出教室，与挑衅者一分高下，然后回来继续上课。马丁告诉BBC，学校中不乏真想学知识的孩子，但多数人宁肯把时间花在在床垫上跳来跳去、抽烟和在楼中闲逛上。
不同的自由学校“气场”不同，对学生的“放养”态度却高度一致。
迪恩·维拉到自由学校报道前，连续被7所学校开除。他惊讶地发现，在这里，没人打他的手心。“以前那些学校，5天里有4天我会被体罚，最多的时候一天被打手心6次。你可以自选是打手心还是打屁股，用拖鞋还是手杖打。我一般都选择用手杖，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疼。”
但在白象街，没人打他。名叫安西亚的助工甚至让他掌管教室的钥匙。迪恩说，如果想学习当然能学到，但没人逼你。
他至今记得名叫尼格尔的老师允许他在马路上开车，当时他只有14岁。尼格尔在一旁冷静监督着他，让他自己“在实践中学习”，丝毫不在意未成年人开车违反了法律。
苏格兰之路自由学校更加极端，他们不在教室学习，学生们会到威尔士的小屋旅行，从山顶抬水，给奶牛挤奶、骑马、建树屋、学习烘培蛋糕。到威尔士的城堡参观相当于历史课。附近的工人罢工时，学生们甚至加入抗议示威的队伍。
被教育实验改变的人生
莫琳·布林如今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系统担任秘书，她的丈夫是坦克兵，3个孩子也有不错的工作。没人猜得出她曾经是英国最极端的教育实验的产物。
“到学校后他们总是让我们选择当天干什么。”布林是最初注册就读“苏格兰之路”的12名学生之一，回忆起童年的恶作剧，她眼中闪着光芒。“我们从不选择上课。我们会去动物园或溜冰场，有时候到乡下去。”
她的父母是邮差和清洁工，与嬉皮士毫不沾边。但他们从不担心，给予“老师”绝对的信任。
16岁从自由学校毕业后，布林进入了餐饮业，她在学校做过大锅饭，她将那看作厨师速成班。但是当她厌烦了厨房，终于发现了自由学校的问题——社会承认的文凭、学历、成绩单，她一样都没有。她记得奥德曾经劝说她为考试做准备，被她干脆地拒绝了。布林称，在那种环境下，考试显得十分违和。
在伦敦定居的马丁对曾经在自由学校读书的经历讳莫如深，对他来说，自由学校就是辍学的同义词。他和家人搬到沃特福德时离开了自由学校，马丁当时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成绩远远落在同龄人后面
人过中年，马丁终于承认在自由学校学到的东西其实挺多，比如电吉他。“教我吉他的助工好像叫鲍勃，姓什么记不得了。眼睛长得像约翰·列侬，手里总是拿着香烟。”这个酷酷的家伙是乐队成员，经常抽空指导马丁。因为这份特长，马丁每到一处都会成为当地的名人。
迪恩如今定居爱尔兰，成了画家和室内装饰师。他说，如果不是自由学校，他早晚会进监狱。他甚至邀请了当年信任他、将教室钥匙交给他的老师安西亚参加了婚礼。
自由学校的校友们虽然多数过得不错，但是少有医生或者律师，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考试。这是奥德的一大遗憾，他原本希望在解放孩子天性的同时让他们获得学历认证，但是孩子们并不认为学历重要。而他的宗旨是不强迫孩子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
奥德如今已经是牛津郡的工党议员。虽然很多人批评自由学校不务正业，但是奥德认为实验是成功的。“至少孩子们每天早晨都愿意来上学。”奥德骄傲地说，“我们几乎没有动用社会资源就做到了这一点。”
□英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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