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侬·格伦伯格：头戴电极的作家

    为了帮助科学家弄清“创作”与“阅读”对人类神经活动的不同影响，一位荷兰作家自愿充当试验品，将自己的大脑和传感器连接在了一起。

    正在写新书的作家经常抱怨“压力山大”。201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纽约曼哈顿市区一套鞋盒般袖珍的公寓里，阿侬·格伦伯格就着杂乱的办公桌笔耕不辍。他正在创作一部中篇小说，是为自己的第十二本作品；而且，他比常人有更多诉苦的理由。 

    今年42岁的格氏是欧洲文坛明星。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头上那顶奇怪的“帽子”——带有28个电极，让他看起来好似电影《发条橙》中的角色。来自荷兰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正小心翼翼地往一些电极里倒水，用来改善它们的传导性。格伦伯格有点无奈地解释道：“过大约半个小时，脑袋便开始不舒服，而且总感觉湿乎乎的。”

    格伦伯格每天花大概两小时用于写作。每当他开始敲击键盘，一系列传感器和好几个摄像头便开始实时追踪他的脑波、心率、生物电反应乃至面部表情。到2014年秋天，这部中篇小说付梓后，荷兰的50名志愿者将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传感器监测下抢先阅读它。通过处理监测得来的数据，科学家们有望找到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欣赏方式之间的逻辑关联；如果运气好，他们还有机会发现艺术作品跟创作本身的互动特性。

    阿姆斯特丹VU大学医学中心的伊斯布兰特·范·德·沃夫跟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的简·范·厄普共同设计了这项研究。沃夫说：“格伦伯格的读者阅读其作品时，会表现出与作者写作时相同的情感吗？还是说，阅读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这是我们想解答的首要问题。”

    这场试验跟迅猛发展的神经美学有联系。过去几十年间，这门交叉学科利用大脑成像法，努力揭开音乐和视觉艺术在生物学范畴内的基础元素。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尝试利用相似的工具去研究那些更难以捉摸的对象，如文学阅读体验。

    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提供的核磁共振报告显示，当受试对象从仅仅为消遣而浏览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公园》转为进行分析性阅读时，他们脑内的兴奋区域会改变。2013年秋，另一项研究结论显示，接受有关移情能力的测试时，文学性虚构类作品的读者比商业性虚构类作品的读者得分高，此一发现得到了很多作者和读者的赞同。

    格伦伯格似乎是首位同时为科学家提供作品及创作过程的作家。但他宣称：“试验未必能证实文学对人有益，有时，文学可能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真把它当回事儿的话。”

    格伦伯格生在德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高中辍学后，他当演员，失败；当出版商，破产，之后完成了长篇作品《蓝色星期一》，一举走红，被评为1994年荷兰最佳长篇小说。6年后，他的另一部小说《我的光头的故事》再获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殊荣。

    自1995年开始，格伦伯格常住纽约，但他的名字在荷兰随处可见：他每天为当地主流媒体之一《人民报》头版写150字的专栏；他对荷兰的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进行访谈；他让一家葡萄酒公司用他的名字为一款产品命名。因为他的报纸文章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格伦伯格似乎无处不去：到过阿富汗的军营；在瑞士的火车上跟服务生一起吃饭；在罗马尼亚的度假胜地与男性按摩师交流；在比利时的精神病院跟病人们在一起，称自己和病友们一道接受各种治疗；更多的时候，他乐意追随普通的荷兰人家庭去度假。

    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特别收藏室主任加列尔特·弗霍艾文，将于2014年10月组织一场格伦伯格作品展。弗霍艾文表示：“许多时候，格伦伯格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五个不同的人。他很严肃——对他来说，严肃或许是游戏的一部分。”

    出版商Nijgh & Van Ditmar说服格伦伯格参与神经美学试验。一旦跟神经科学家建立联系，“我就彻底变成了豚鼠，”他说，“我只是试验品，任凭旁人闯入我的大脑。”

    好戏还在后头。按照范·德·沃夫的说法，真正的定量分析得等到测量完那50位读者的情绪变化后才开始。研究者们指示格伦伯格：尽量让每一段文字体现一种情感，并将文字和生理数据匹配。50位读者将在电子阅读器上读到这部书，以便研究者进行同样的跟踪。

    格伦伯格估计，他得再花五个月才能完成新作。至于头上那些电极，其对创作过程的影响没有他之前预测的那么大。他支持类似试验，称它有助于探讨隐私和网络安全问题。

    但他也承认，技术人员走后，他还会不时抬头观察那些摄像头，担心它们没有关闭。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