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政治犯必须终止政府滥权

    一个国家释放政治犯，往往被看作国内政治和解的标志。这些人获释时，往往依照其名声大小引发不同规模的庆祝。名声大的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季，他们重获自由的日子几乎成为国家的节日；名声小的如缅甸刚刚获释的政治犯，也有他们的支持者手拿花环等在监狱外，庆祝“民主的胜利”。

    然而，政治犯获释后一切就结束了吗？菲律宾的阿基诺政府、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埃及的军政府都面临相似的示威、请愿、抗议：释放政治犯。熟谙政治艺术的政客不时会大张旗鼓地颁发特赦令，获得国内外的赞许。要是被赦的政治犯仍然“犯上作乱”，只需要悄悄将他们抓起来，作为下一次特赦的储备。

    如果法律和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国家机器重新逮捕政治犯甚至比释放他们还简单。归根结底，如果不将政府制造政治犯的权力监管起来，这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政治犯并非只存在于落后的战乱地区、集权的独裁国家。在标榜民主的美国和欧洲，类似情况依然存在。

    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判35年监禁的美国前陆军情报分析员曼宁，以及仍然在逃的斯诺登，在一些人眼中就是政治犯。他们也许违反了美国法律，但他们指出了政府滥用职权、刻意向公众隐瞒信息等错误。曼宁为违法付出了代价，但美国政府在惩罚曼宁之后，并没有承认国家的错误，只是希望杀一儆百，杜绝如曼宁一般挑战政府权威的人。

    可惜，在政府与反抗者的角力中，话语权总是属于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政府。如果不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合理限制，政治犯的问题无法根除。

    最讽刺的是，那些呼吁限制政府权力的人，最容易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受害者——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