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正在“觉醒”
作者 戴维·罗德 译者 小河
《
青年参考
》（
2013年07月03日
02
版）
当前，从土耳其到巴西再到伊朗，全球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觉醒。抗议的规模、焦点和范围各有不同，但这不是在制造混乱——这是新兴民主。公民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负责任的政府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土耳其的公司律师阿尔珀，在总理埃尔多安的统治下受益巨大。像他这样数以百万的土耳其年轻人，借着经济繁荣的契机，过上了祖辈们几乎不可想象的生活。
然而，26岁的他讨厌埃尔多安，为此投身于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活动，并参加了伊斯坦布尔的“静立”示威。
“在示威这件事上，总理还在公然撒谎。其实，民众现在担心，如果这会儿他们停下来，政府就会为所欲为地使用更多武力。”阿尔珀说。因为担心遭到逮捕，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
当前，从土耳其到巴西再到伊朗，全球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觉醒。抗议的规模、焦点和范围各有不同，但这不是在制造混乱——这是新兴民主。公民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负责任的政府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不过，抗议运动可能迷失方向。示威若不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其长远影响就有限。另外，在巴西，抗议期间有时发生暴力和犯罪，这引起了民意的抵制。
但总体而言，对国际事务厌倦的美国人，应该积极看待这些活动。这些抗议者在充当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的角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也水涨船高。
当然，每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不同。土耳其的抗议，与推翻中东政府的阿拉伯之春示威，不能画上等号。它们也非宗教保守派与世俗开明派之间的简单激战。它们深具土耳其特色——且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土耳其，几十年来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着一切。现在，年轻人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基本的个人权利。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起责任，而不是人民向政府负起责任。
“基本的自由如和平集会权利，遭到警察和政府的破坏，警察及其上司一直没有大的改观。”阿尔珀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多年来，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索里·奥泽尔对西方人将土耳其视为中东地区的典范嗤之以鼻。不过，此次抗议让他觉得这个标签现在也许实至名归了。
他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次前所未有的动员后，我们现在已有一个生机勃勃、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
巴西则是另外一种形势。执政的工人党左倾，其经济改革有助于穷人和中产阶级。但现在经济恶化，腐败丑闻频发，加上政府投入多达120亿美元办2014年世界杯，这些因素刺激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巴西知名社会学家马尔塞洛·里登蒂说，贫富差距的降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造成民众期望的升高。比如，从2000年到2011年，巴西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
“这催生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年轻人期望的改变。他们不仅想要工作，而且是好工作。”他对《纽约时报》说。
近来在伊朗的事件更难判断。巴西和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相对开放，而伊朗的体制是严密控制的。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之前，走强硬路线的伊朗领导人，在镇压了2009年爆发的“绿色革命”后，似乎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
伊朗最近的总统大选结果出人意料，神职人员鲁哈尼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支持改革、住在城市的伊朗人，对本国虚弱的经济、所陷入的孤立状态和保守派对权力的垄断感到不满。显然是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让他们把鲁哈尼送上了总统宝座。鲁哈尼或许事实上比大家预期的更保守，但他的胜利唤起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走上街头庆祝。
不愿透露全名的26岁青年霍达对路透社说：“我对将来是有希望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自由，更稳定，与别国关系更融洽，希望经济远比现在好。”
简单对比不同国家的政治运动是有风险的，社会千差万别。不过，观察人士看到巴西抗议、印度反腐败运动、欧洲紧缩抗议、美国占领运动和以色列类似的示威存在相似性。
关注土耳其、巴西和伊朗，则是受到近来的事件和乐观驱动的。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积极的态势。
首先，迅猛普及的社交媒体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运动发挥了作用。志同道合的人通过网络彼此即时联系、交流，可能还会招募潜在的新成员。虽然一些网上信息是杜撰的，但技术的变革无疑加速了政治运动组织的速度。
其次，所有这三个抗议运动，都要求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负责任的政府。他们想要不贪不腐的领导人，想要领导人尊重他们抗议、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从土耳其抗议者倡导的少数民族权利，到伊朗的公平选举，以及巴西的改善治安、医疗和交通，这些抗议想要改善政府的施政。
今后数周，抗议活动会遇到挫折，会出现过度行为和混乱。但土耳其、伊朗和巴西的新兴中产阶级迅速高涨的抗议热情，应该受到赞扬。像发达国家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是对政府滥权的制衡，并将创造更强、更具活力的社会。
作者是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奖者。
摘自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当前，从土耳其到巴西再到伊朗，全球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觉醒。抗议的规模、焦点和范围各有不同，但这不是在制造混乱——这是新兴民主。公民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负责任的政府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土耳其的公司律师阿尔珀，在总理埃尔多安的统治下受益巨大。像他这样数以百万的土耳其年轻人，借着经济繁荣的契机，过上了祖辈们几乎不可想象的生活。
然而，26岁的他讨厌埃尔多安，为此投身于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活动，并参加了伊斯坦布尔的“静立”示威。
“在示威这件事上，总理还在公然撒谎。其实，民众现在担心，如果这会儿他们停下来，政府就会为所欲为地使用更多武力。”阿尔珀说。因为担心遭到逮捕，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
当前，从土耳其到巴西再到伊朗，全球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觉醒。抗议的规模、焦点和范围各有不同，但这不是在制造混乱——这是新兴民主。公民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负责任的政府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不过，抗议运动可能迷失方向。示威若不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其长远影响就有限。另外，在巴西，抗议期间有时发生暴力和犯罪，这引起了民意的抵制。
但总体而言，对国际事务厌倦的美国人，应该积极看待这些活动。这些抗议者在充当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的角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也水涨船高。
当然，每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不同。土耳其的抗议，与推翻中东政府的阿拉伯之春示威，不能画上等号。它们也非宗教保守派与世俗开明派之间的简单激战。它们深具土耳其特色——且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土耳其，几十年来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着一切。现在，年轻人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基本的个人权利。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起责任，而不是人民向政府负起责任。
“基本的自由如和平集会权利，遭到警察和政府的破坏，警察及其上司一直没有大的改观。”阿尔珀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多年来，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索里·奥泽尔对西方人将土耳其视为中东地区的典范嗤之以鼻。不过，此次抗议让他觉得这个标签现在也许实至名归了。
他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次前所未有的动员后，我们现在已有一个生机勃勃、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
巴西则是另外一种形势。执政的工人党左倾，其经济改革有助于穷人和中产阶级。但现在经济恶化，腐败丑闻频发，加上政府投入多达120亿美元办2014年世界杯，这些因素刺激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巴西知名社会学家马尔塞洛·里登蒂说，贫富差距的降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造成民众期望的升高。比如，从2000年到2011年，巴西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
“这催生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年轻人期望的改变。他们不仅想要工作，而且是好工作。”他对《纽约时报》说。
近来在伊朗的事件更难判断。巴西和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相对开放，而伊朗的体制是严密控制的。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之前，走强硬路线的伊朗领导人，在镇压了2009年爆发的“绿色革命”后，似乎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
伊朗最近的总统大选结果出人意料，神职人员鲁哈尼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支持改革、住在城市的伊朗人，对本国虚弱的经济、所陷入的孤立状态和保守派对权力的垄断感到不满。显然是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让他们把鲁哈尼送上了总统宝座。鲁哈尼或许事实上比大家预期的更保守，但他的胜利唤起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走上街头庆祝。
不愿透露全名的26岁青年霍达对路透社说：“我对将来是有希望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自由，更稳定，与别国关系更融洽，希望经济远比现在好。”
简单对比不同国家的政治运动是有风险的，社会千差万别。不过，观察人士看到巴西抗议、印度反腐败运动、欧洲紧缩抗议、美国占领运动和以色列类似的示威存在相似性。
关注土耳其、巴西和伊朗，则是受到近来的事件和乐观驱动的。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积极的态势。
首先，迅猛普及的社交媒体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运动发挥了作用。志同道合的人通过网络彼此即时联系、交流，可能还会招募潜在的新成员。虽然一些网上信息是杜撰的，但技术的变革无疑加速了政治运动组织的速度。
其次，所有这三个抗议运动，都要求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负责任的政府。他们想要不贪不腐的领导人，想要领导人尊重他们抗议、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从土耳其抗议者倡导的少数民族权利，到伊朗的公平选举，以及巴西的改善治安、医疗和交通，这些抗议想要改善政府的施政。
今后数周，抗议活动会遇到挫折，会出现过度行为和混乱。但土耳其、伊朗和巴西的新兴中产阶级迅速高涨的抗议热情，应该受到赞扬。像发达国家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是对政府滥权的制衡，并将创造更强、更具活力的社会。
作者是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奖者。
摘自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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