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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刚刚过去的2012年12月31日是伊拉克第二个“国家主权日”。2011年的这一天，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人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独立日”。
一年过去了，原本值得庆祝的“独立日”，却被无处不在的爆炸和死亡蒙上了阴影。伊拉克的未来仍旧迷茫，伊拉克人依然在艰难求生。
“为什么不让我出生在另一个国家”
“我感到害怕，觉得他们是来杀我们的，”18的萨阿德·卡里姆回忆说，“但看到妈妈的微笑，我开始放松下来。”
10年前，当第一队美国军车轰隆隆地驶进伊拉克巴格达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时，8岁的萨阿德紧紧攥住母亲的手。在他身边，人们载歌载舞，吹着欢快的口哨。
萨阿德在那一刻感受到的安全，后来被证明是件难以捉摸的事：先是战争，然后是教派冲突，生生将伊拉克拖到了内战的边缘。
美军撤离伊拉克后，“政治、宗教自由”似乎未见端倪，萨阿德一家仍然保有小心翼翼的乐观——政治动荡和暴力困扰下的伊拉克可能终结，人们一直期盼的更稳定也更安全的国家将出现。
萨阿德就读于巴格达市中心的男子高中，同学们聊天的话题，常常是新近发生的爆炸和宗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萨阿德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有人担心，‘基地’组织可能卷土重来。”
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伊拉克，爆炸和枪战每天都在街头上演。
一个汽车炸弹杀死了萨阿德最好的朋友，从此，他不再被允许步行前往学校，父亲会开车送他去。
萨阿德发誓，高中毕业后，自己就离开伊拉克，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未来，或者，为了活着。
“为什么不让我出生在另一个国家？”他说。
“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历这一切”
布列塔尼·汉普顿乘着装甲车缓缓驶过一条高速公路，她带着一丝不舍和复杂的感情，从车窗静静地往外看。
仿佛有种宿命般的轮回。10年前，伊拉克战争开始时，她目送父亲踏上战场；10年后，她成了离开伊拉克的美军中，坐在最后一辆车里的最后一名战士。
“我从未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那一天。”时隔一年，这个22岁的女人说。
汉普顿知道，穿过边境到达科威特，就意味着她和战友们迎来了伊拉克战争的结束。
汉普顿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基林市一个军人世家，从小便是个不折不扣的“军队顽童”，总是喜欢穿着父亲的制服去上课。小学五年级时，她就已经为自己绘出了蓝图——从军。
加入军队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然后毫无意外地，她被派往伊拉克，做了一名军医。
汉普顿到伊拉克时，战争结束的曙光在望。虽然每天还需要应付路边炸弹和火箭弹的袭击，但汉普顿没有像父亲那样，见识过战争最惨烈的一面。
父亲从未向她认真谈及在那里的时光。他离开战场、返回祖国后，像是彻底换了个人，拒绝光顾汽车餐馆和汽车影院，不喜欢拥挤的商店。
他没能亲眼目睹女儿的成长。“当他离开时，我还只是个小女孩，”她说，“当他回来时，我已经有了一部手机，还有一个男朋友。”
那段彼此错失的时光，因为一场战争，愈加被撕裂成一道深深的鸿沟，连亲情似乎都难以跨越。
就在穿越伊拉克与科威特边境的同一年，汉普顿和一位战友订婚了。她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同时，她也有了另一个决定：离开军队，结束这场命运的轮回。
“老实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经历这一切。”她说，“那太艰难了。”
“我还在观望，试图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伊拉克，美国陆军上尉马克·爱斯基目睹过“最糟糕”的战斗。2007年，为了推进并占领逊尼派控制的地区，美军与武装激进分子展开了残酷的巷战。
在伊拉克，他也见到了“积极的变化”：将安全责任从军队手中移交到羽翼未丰但正在努力站起来的民主政府手中。
当他随着最后的美军车队离开伊拉克时，他最想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会如何。
2003年战争刚开始时，爱斯基还是西点军校的一名学生。跟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件“激动人心的大事”。
2007年毕业后，响应当时布什总统的“增兵”策略，他第一次踏上了伊拉克的土地。
他的任务是在巴格达以北400公里的摩苏尔市，协助伊拉克安全部队保卫这座城市。正是在那里，多年来“纸上谈兵”的爱斯基第一次明白了战争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他的长官死于路边炸弹袭击，他被临时任命取而代之。
“我在自己的第一次任务中成长。”爱斯基说。
如今，29岁的他住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生活平静。“它让我更感激自己的家人，也让我更珍惜我们拥有的民主政治。”
即使已经离开了伊拉克，这个国家的未来仍然牵动着他的神经：伊拉克能稳定下来吗？伊拉克政府会与伊朗结盟吗？
同样的问题困扰着许多美国人，从国会议员到普通士兵。
“我们都在观望，试图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爱斯基说。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我想回到正常的生活”
在家附近的清真寺旁，阿里·阿德尔蹲在一家小理发店门口排队。一分钟前，他还在跟别的客人攀谈，聊得不亦乐乎；下一刻，这个21岁的年轻人就躺在了巴格达一家医院的病床上，痛得打滚。
对这场发生在2012年11月27日、美军撤离伊拉克近一年之后的爆炸，他一点都不记得了，但好歹捡回了一条命。
“我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阿德尔躺在家里的床上说。
多年来，住在苏拉区什叶派势力范围内的阿德尔，曾亲眼目睹无数次来自逊尼派极端分子的“致命”攻击。美军撤出伊拉克时，他还曾奢望，暴力事件可能随之终止。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时，阿德尔才11岁。今天，他试图比较“战前”和“战后”的生活：“战前”，他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战后”，他在武装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中失去了家人和朋友。
这次袭击过去一个多月后，阿德尔的头上仍然缠着一层又一层绷带。他的右眼看不见了。他成天数日子，希望可以回家，做建筑工地上的一个临时小工。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我想回到正常的生活。”他说。
“我看不到任何美好的未来”
2012年的“独立日”，马赫迪·盖奈姆一家被一片愁云惨雾笼罩着。当年11月，当打算步行到自己开在苏拉区的一家小修理店时，25岁的马赫迪被汽车炸弹袭击身亡。
“当美国人离开伊拉克时，我们很快乐，我到邻居家四处分发糖果。我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就不会有更多的杀戮和破坏。”马赫迪的母亲说，“我不知道该怪谁。他们总在说‘基地’组织，但‘基地’组织到底在哪儿？”
家人说，在去世前的几天，马赫迪还在为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担忧不已，但没有放弃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他恋爱了，打算结婚，在家附近找人踢足球比赛，还想在政府机构找一份长长久久的工作。
“很多次，因为汽车炸弹越来越多，无孔不入，马赫迪取消了去市场上给小店进货的计划，却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死在自己的小店旁。”马赫迪的哥哥阿里说。
盖奈姆一家没有参加选举，他们不相信这会带来什么不同。
“如果你问我，对伊拉克的未来是否仍然持乐观态度，我真的没有答案。也许在一年前，答案会是肯定的，但现在，我只是一片迷茫。”阿里说。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看不到任何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