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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匮乏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因为未来都是不确定的，斗争取代了妥协，狭隘取代了宽容，如此，社会便陷入内耗的陷阱之中。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披露，中国公众的社会信任度为59.7%，没有达到及格线。社会信任度的降低造成了社会的内耗，增加了社会转型的风险与成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信任体系的重构，在新旧之间的空档期，亦是社会风险的高发期。
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也是对冲风险的途径。除非与世隔绝，每个人都需要“信任”来维持正常生活，依靠信任，一个人构建起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生活环境。社科院的蓝皮书显示，人际信任由近及远依次是亲属、密友、熟人和陌生人，只有两三成的人会信任陌生人。这也说明，我们目前的信任只局限于自己的圈子里。这种“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观念已折射出，与陌生人建立信任关系何其难也。
当一个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意味着人们居住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在农业社会中，家族、邻里、村落这些纽带构成了一种熟人间的信任关系。而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了时空的分离，陌生人的世界取代了熟人世界，信任关系也需要重新建构。但如何建立一种跨越时空的信任关系，又会决定现代化的成败。
因为信任是风险共担的方式，意味着彼此相信对方不会背叛。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因此，信任意味着风险，将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交给他人处置，人们之所以到银行存款，是源于信任，相信银行不会赖债，一旦这种信任基础发生动摇，挤兑随之而来，银行离破产也就不远了。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传统社会的信任体系依赖于血缘，而惯例、习俗是防止背信弃义的道德约束。而现代社会中，血缘关系依然重要，但是社会复杂性已经使以血缘为基础的信任机制难以应付，基于法律基础上的规则，成为信任的主要形式。并且，信任与控制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而后者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过程，社会的稳定既需要控制，更需要信任。
因为信任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个体，通过协商的方式建立起合作关系。现代社会需要这种关系，置身其中的公民要学会与陌生人的相处之道，并且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法国人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时发现，这是一个喜欢结社的民族，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结社热情夯实了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础。公民个体通过结社、出版、宗教活动进入一个自发的信任体系之中。
恰恰也是信任机制催熟了市民社会。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当年面对的是缺少信任的“沉默的民众”，如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说，“在戈尔巴乔夫努力重构苏联社会时，他要求公开性——是一种对于开放公共领域对一个可以改革自身的社会具有重要性的承认。但是对于一个长期被一种缄默的阴谋统治的社会，形成一种对替代可能性的意识，将是一件困难之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公开性”让民众开口说话，表达意见，但是，言论的表达需要训练，真正的公共舆论是基于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公民常识。信任匮乏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因为未来都是不确定的，斗争取代了妥协，狭隘取代了宽容，如此，社会便陷入内耗的陷阱之中。
而在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里，个体的权利很难得到尊重，权利的边界也很难厘清。由于滥用个人权利，社会难免会沦为“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很难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个体之间的互不信赖又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莫大的风险。
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公民对他人和“法治”的信任，尽可能规避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风险。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