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教科书为历史调焦

    二战后，日、德、美三国的历史教科书，都经历了淡化民族主义色彩而代之以“他者”视角的转型，这个过程虽然缓慢，却对重塑青年一代的群体记忆至关重要。

    曾有学者将历史比作“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意谓为今人定位，并启示未来。然而，这些星座并非自古有之，相反是人为安置的。其中，历史教科书是一种较重要的安置方法——作为群体记忆的传播者，它不仅检视、反思民族的记忆，而且塑造着新一代公民的身份认同。

    在发达国家，历史教科书将民族记忆上升到公民身份认同的高度，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对教科书的重大编写与审查的发生，往往代表着该国的重要历史转折。

    美国学者马克·赫尔登编著的《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最近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发行中译本。如主题所示，本书集中讨论了二战中的三个重要国家：日本、德国和美国，对各自中学教科书对二战历史的审查与反思。

    日本：长达32年的诉讼

    纵观全书，最引人注意的个案，要数日本学者家永三郎对文部省（日本教科书官方指定机构）长达32年的诉讼。当大多数日本人忙着抚平战争带来的伤痛时，这位筑波大学教授开始了“寻求替代性叙事和认同”的另一场战争：即改变单一的、将日本塑造为受害国的民族主义叙事，代之以与亚洲其他国家同步的全景叙事，揭示日本还有肇事者的一面。家永三郎的努力不在于对战犯个人的裁决，而在于将军国主义对历史记忆的操纵展示于人前。

    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以家永三郎的部分胜利告终，史称“杉本判决”。其核心价值在于：认定在纠正明显的错误时，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查不属于违宪；如果要求修改教育内容，则存在违宪的可能。其后20年间，家永三郎以这次判决为基础，为了历史书中的某几个细节，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追诉，这些细节包括：日军侵入南京时，南京市民究竟是死于混乱，还是死于日军的屠杀？731部队是否真实存在？冲绳岛战役对于当地居民的戕害如何？

    在国家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教科书的产生过程，是知识与信息被筛选的过程。其中往往包括了特定的认同——“民族的，地区的或国际的认同”，因之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些社会群体的不满和排斥。家永三郎反对这种特定的认同，要求建立一种全景式，参照式的叙事，这对于我们如何对待“过去”，提供了新的借鉴。

    德国：掀起“超国家化”变革

    相较日本，同样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德国，在战后的历史教科书建构中，采取了法团主义制度结构，这一结构的好处是用“民主、进步、人权、平等”等概念，覆盖掉原有的“种族、先进、国家利益”等概念，使德国历史教科书的“超国家化”色彩变得突出。

    “超国家化”看上去像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一场高明的共谋，每个欧盟国家都有了“同等有效的认同立场和不分优劣的文化遗产”。这对于德国的历史教学来说，是方法论或曰视角的革命——此前，在讲到波兰的建筑类似德国的建筑时，老师会夸张地说：“啊哈，你看，波兰的建筑与德国的建筑相同，所以，这些建筑是咱们德国人建造的。”现在老师会说：“这段时期，在两个国家，人们建造了相似的建筑。”

    “超国家化”还给了少数族裔及敏感宗教群体合法的认同。比如，对于伊斯兰文明，教科书将其还原为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又如教科书对土耳其移民的尊重，将其纳入到一个“多种族文化认同共同体”的框架中。这种对所谓“他者”的理解，非常有助于维护超国家共同体（欧盟）以及多元族群共同体（德国）。

    美国：讲述昔日对手的故事

    对他者视角的尊重，同样集中体现在美国教科书对越南战争“从沉默到表述”的演变过程。这源于一个叫“冬日战士”的民间社团的努力，后者的成员本是越战老兵，开始只是参加公开听证，认为民众有权知道历史真相；后来渐渐意识到，要反省美国对越南犯下的罪行，必须摈弃美国中心主义的视角，代之以多重视角：参战士兵的，以及越南人民的。

    书中提到，“冬日战士”们“越战罪行，让美国与二战时的轴心国并无二致”的激烈观点，一度令著名学者京特·莱维将他们视为精神病患者。然而，当后者把视角从美国人的说法上移开，关注本是这段历史的主角、却被边缘化了的越南人，他不得不纠正自己的观点，开始认识到这场战争确实非常肮脏。从此，京特·莱维和其他学者致力于建构他者视角下的越战。结果是，经他之手的相关著作中，以越南人为主的内容占到40%以上。

    纵观三国对战争史的反思，我们会发现“过去并未灭亡，而且远未过去”。究竟如何安置好这些照耀后代的“星座”？这有赖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民主精神，将历史记忆的表述做为一个多主体参与的过程，还有赖于人们究竟想把年轻一代塑造成什么样的公民。审查历史教科书只是反思的手段之一，历史必须在不断的调焦中，才能无限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