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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家最具创新力的科技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国最受争议的两家企业。随着这两家电信设备制造商将业务拓展到国外，外国政府日益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华为和中兴，监视国外的通信网络。
美国营销策略公司沃尔夫集团（亚洲）的CEO大卫·沃尔夫在其新书《连通》（Making the Connection）中，回顾了华为和中兴从地区性设备供应商到全球电信巨头的崛起过程，并专门拿出部分章节，回应了有关两家企业的种种不实说法。
《华尔街日报》最近采访了沃尔夫，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推动华为和中兴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这两家企业如何同世界顶级电信设备商竞争？他如何看待外国政府对这两家企业海外扩张的担忧？
中国成功“走出去”的，是那些在市场熔炉中锻炼出来的企业
《华尔街日报》：对那些对电信设备行业不太感兴趣的读者，你能介绍一下，华为和中兴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它们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沃尔夫：与那些知名度更高的企业如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及思科一样，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包括各种电信设备。正是这些设备能让移动电话正常工作，能让家庭固定电话相互连通，能让我们的电脑上网。
这两家企业的成长，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因为它们似乎突然之间，就对电信设备行业一些最先进的企业构成了挑战。
《华尔街日报》：很多人抱怨华为和中兴在美国雇人游说的做法。你写本书时也曾接受华为的资助，但你却说书中的观点纯粹是你个人的想法。从这方面讲，精明的营销和损人利己的游说之间界限何在？
沃尔夫：我写《连通》一书，是为了给读者提供这两家企业从草创到成名的背景资料。在有关它们崛起的争论中，这些背景情况很少被提及。但这种背景令这两家企业更易被人接受还是遭人排斥，我让读者自行判断。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背景资料的更大作用，在于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存在的弱点，以及下面这一事实：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种种产业政策，但中国成功“走出去”的，却是那些在市场熔炉中锻炼出来的企业。
步伐虽小，却是“破坏性创新”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能告诉我们这两家企业，是如何做到先在国内、然后在国外从行业中的老牌领军企业手中，抢夺市场份额的？
沃尔夫：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在世界其他国家决定采用数字移动电话技术和宽带网络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电话网络从上世纪50年代的落后水平，推进到21世纪的先进水平。这股热潮为华为和中兴打开了机会之门，让它们第一次拿到了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订单，主要来自经济较落后的省份。这意味着它们要大力讨好农村电信用户，对世界做出承诺，然后想方设法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为保持竞争力，它们现在又采取了什么措施？
沃尔夫：毫无疑问，这两家企业靠价格优势赢得了一大块业务，但仅因为价格最低还不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它们重点寻找那些自我感觉被全球电信巨头冷遇的客户，然后用大量关心赢得客户。因为华为和中兴将服务这些客户视为进行步伐虽小却属“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如果客户因为电源不够稳定，而需要一个带3倍冗余电源的移动基站，那么它们一定能满足客户需求。
《华尔街日报》：与外界对中兴和华为的很多臆断相反，你发现政府支持并非这两家公司崛起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吗？
沃尔夫：在华为和中兴成立前后，实际上中国还成立了好几家有军方背景、享受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但没有一家在国内打出了名气，全球知名度就更低了。
巨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创始人是中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的儿子，上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研发出了中国首个数字交换系统，取得这样的重大成果全靠政府鼎力支持。这项成果被称为是全国首例，获得了热烈好评，但最终陷入了死亡旋涡。如果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支持能使一家公司获得成功，那本该是巨龙。
我曾以为会发现一些有军方参与的证据，但没有找到
《华尔街日报》：你碰到的国际上对中兴和华为最常见误解是什么？你认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解？
沃尔夫：最常见的误解，是关于这两家公司如何发展到如此大规模，以及控制它们的是何人。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都可能对一家实现如此不可思议成就的中国公司产生怀疑，毕竟中国并非很透明。
《华尔街日报》：中兴是从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分离出来的，关于它有军方背景的传言有很多。军方在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崛起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沃尔夫：我书中的重点是讲述这个行业的历史，而不是为了反驳称这两家公司有军方背景的说法。不过，在我进行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每当我对这两家公司与军方有联系的说法或流言进行查证时，却发现这些说法都是捕风捉影。
我还发现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报告，严重怀疑这两家公司有军方背景。它们的报告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军工综合体的画面，至少是在通讯行业，军方保持着严密控制，不让民间企业参与。我曾以为会发现一些有军方参与的证据，但没有找到。
这是否就证明华为和中兴与军方或政府无关？当然不是。然而，对任何一家全球电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我们可能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知道这些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或美国国防部无关？我们不知道，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然而，我们仍相信他们会做合法的事。
《华尔街日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如果华为和中兴在全球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它们是否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你对这类担忧是怎么看的？
沃尔夫：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对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保持警惕。不过，这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将一些提供商列入黑名单，而是更成熟完善的做法：这需要预测、探测、反击电子安全威胁的能力，无论这些威胁是因为产品设计差、软件缺陷还是恶意攻击造成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