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官员走出“特权堡垒”

    因为有了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提高社会保障，让特权变得无意义

    社会建设对建设清廉政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社会资源不足，一些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私人利益，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通过“高薪”来保障官员的体面生活，比较适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低时。等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如何调整？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这在北欧社会很显著。在北欧，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但官员非常清廉。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建立了有效的社会制度，官员无需通过权力寻租来为其自身、子女追求利益。 

    在西方，这个过程被称为“去特权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很低的时候，政府官员容易追求特权。尽管西方民主政治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特权政治。“特权政治”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去特权化”创造了条件。 

    让官员从“特权堡垒”中走出来

    今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改革，这也会对清廉政府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很多方面，中国官员实行的是一种“城堡政治”，实际上就是特权政治。政府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生活在城堡里面，他们自然和社会切割了关联。他们可以充分享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不用像普通百姓一样直接面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压力。这样，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改革。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所有官员吃的食品都必须从市场采购，也就是说没有特供系统，他们一定努力来监管食品。如果所有官员的住房都必须从市场获得，他们一定对房地产保持敏感性。中国要在这些方面消除官员腐败，就必须拆掉“城堡”。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政府有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清廉政府建设，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建设。 

    因此，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社会压力就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建设因此对社会的清廉很重要。如果社会成员想通过官员来寻求各种利益和好处，就会为官员提供了一个容易腐败的环境。中国社会和官场之间的各种“请客送礼”行为，除了好客传统之外，还是有很多目的性，也就是要和官场建立各种关系，来分享官员的权力寻租。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