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权力更替为何这么难

    阿拉伯人是“非黑即白”的民族。这一点体现在国家权力问题上，就是将权力视为垄断性的、不可分割的资源，基本没有中间道路和调和余地。

    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并未充分经历类似西方的工业文明洗礼，多数地方仍沿袭着传统生产方式。这种传统生产关系的地方性特征，决定了各个个体间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对他们的生存来说，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为重要。

    同时，伊斯兰教作为对阿拉伯政治文化影响最大的宗教信仰，始终强调共性，反对个性；强调权威，以建立社会共同体为最高目标。而国家是最高层次的社会共同体。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基本理念是“主权在民”，而从伊斯兰教义角度看，真主才是最高权威。由此导致的逻辑结果就是：反抗国家不仅仅被视为“不顺从”，而且还违反真主意志。

    因为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双重作用，阿拉伯国家的权力安排基本都是威权政治式的。通观阿拉伯国家政治演变，尽管各国起初政体差异甚大，但最后基本殊途同归：总统主导的国家，最后往往演变为“老板国家”；军队主导的国家，往往演变为“安全国家”（包括“警察国家”）；政党主导的国家，一般会变成党国体制。

    在最好的情况下，威权统治孕育出一种“仁慈的家长统治”，即当统治者自认为已充分掌握权力、得到民众拥戴后，乐于扮演乐善好施的“好家长”角色。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当执政者感觉缺乏足够民意支持时，就会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出现“暴君式家长统治”。不管哪种情况，当权者显然更倾向于保持秩序，而普通民众似乎也乐意接受“有人管束”的生活。阿拉伯人有句谚语：“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乱好。”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平等意识和公民意识，因此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在他们的政治概念中，平等协商或政治妥协是不可想象的事。“……对话是争论的开始，争论又是内战或分裂的开始。”曾与阿拉伯人共处多年的劳伦斯曾这样分析前者的性格，“他们是一个只认原色的民族，或者说他们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民族。”体现在国家权力问题上，就是将权力视为垄断性的、不可分割的资源，基本没有中间道路和调和余地。

    信任和平等是建立正常权力更替机制的基本前提。“如果你将政治权力交给你的反对派，你必须视他们为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不会监禁或处死你，而是可以被信赖为在法律范围内统治，而且一旦你所在的一方赢得下次选举，他们将会让出权力。”因此，如何看待政治对手，是否愿意分享权力，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化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而在阿拉伯国家，“赢者全得，输者全失”的权力观，使得当政者一旦放弃权力，可能意味着失去现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卡扎菲宁愿拼得鱼死网破，实际上就是因为担心一旦下台，将被反对派“秋后算账”。由此，这些国家的权力更替进程才格外漫长、艰难。

    □摘自《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马晓霖主编，新华出版社2011年12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