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会引发经济萧条,就像头天晚上酗酒狂饮会造成次日早上的头昏脑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问世20多年后,才被译成中文。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此书还是来得有些过早。在中国,该书出版于1957年,当时正值“反右”运动时期,凯恩斯的理论被批是“反科学和反人民”。他本人被指试图“为资本主义辩护”,罪不可赦。
50年后,情况却变了。中国当今领导人坚决接受了凯恩斯的“药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通过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方案,不惜制造财政赤字,鼓励该国银行放贷。这些措施帮助中国独特的资本主义避免了大幅下挫的命运。
2012年,如果美国的经济停滞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再度危及全球经济,中国可能需要出台类似措施。但新领导人不太可能全身心地拥抱凯恩斯。相反,他们或许会迷上另一位已故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术对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作品。
凯恩斯担心投资不足,而哈耶克忧虑投资不当。后者认为,信贷太宽松,企业家会变得好大喜功,上马一些收益期过长的项目,从而过量侵蚀社会资源。
在中国,这种好大喜功的项目不难找到。不过,虽然中国投资迅猛,而储蓄的增长也是惊人的。在这样的节约型经济体,利息率应该会低,信贷应该会足,投资应该会高。
但在2009年和2010年,事情却变得有些离谱。在政府鼓励下,单是2009年,中国的银行增加放贷近9.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印度银行系统规模的两倍。换言之,中国的银行在短短一年时间,就将两个印度贷出去了。
中国政府现在坦承,很多这类项目不会产生足够的收入来还贷。一些地方出现了欠债的现象,有些项目将会半途而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不当投资”,即投资于没人愿意支付或等待的产能。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随之会引发经济萧条,就像头天晚上酗酒狂饮会造成次日早上的头昏脑胀。
哈耶克认为,政府对这种经济状况无能为力。该观点极具争议,即便他是对的,政治人物也不会相信。中国决策者肯定也不例外。中国政府将会干预,帮助银行和借款方承担债务重负。
政府如何干预仍是一个问题。它可能会利用公共资金完成某些基础设施项目,避免在建的桥梁或道路沦为一堆烂摊子。它也可能会命令银行将其他贷款一笔勾销,向损失过大、濒临破产的银行注资。
有位中国学者最近说,哈耶克在中国比在西方有名。但是,与西方决策者一样,中国领导人将会发现,哈耶克对经济波动的诊断,比他开出的“药方”更不可抗拒。
□英国《经济学家》“2012年世界展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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