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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回顾2011年，有两件全球性的危机值得深思。一方面，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尚未结束；另一方面，欧债危机让欧洲国家的领导纷纷下课，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占领运动则持续刺激着欧美国家。
时隔三年，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概言之，“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北非的民粹主义政权纷纷倒台，而金融危机则让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开始抬头。这构成了2011年全球政治危机的两大旋律。
“阿拉伯之春”与民粹主义政权的倒台
“阿拉伯之春”推翻民粹主义的政权，并不意味着宪政民主制度就会顺利建设起来。发生动荡的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建立其大众民主的参与和表达制度，让无数民众成为有明确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那么，“阿拉伯之春”有可能变成另一次民粹主义的狂欢。
“阿拉伯之春”，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政权的集体溃败。
二战结束之后，中东北非殖民地纷纷建国。但独立的欣快并不能代替建国的艰难历程，上世纪60年代之后，独立后建立的政权基本上为军事政变所推翻。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萨达姆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枭雄。
事实上，此后建立的貌似强大、专断的政权，本质上是缺少组织性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总是与英雄并存的，大众与英雄之间互相崇拜，结果，曾经崇拜民众的精英人物一旦上台，便蜕变为专制者。上台之后的枭雄们并不善于进行制度建设，更谈不上宪政建设。
在“阿拉伯之春”中倒下的领导人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卡扎菲。这个以上校身份起家的枭雄，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着力打造一个现代国家，而是取消了各种正式的制度，让人民治理自己。据卡扎菲本人说，利比亚才是最民主的国家，因为没有国家元首。这句话恰恰彰显了利比亚政权的民粹主义性质。卡扎菲在利比亚将民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将民粹主义的三种毒素（魅力型领袖、直接民主与阴谋论）融为一体。即便人民开始反抗，卡扎菲仍认为这是外部势力的阴谋，是基地组织的渗透，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动。
埃及的政权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外交委员会的专家史蒂芬·库克在新书《为埃及奋斗：从纳赛尔到解放广场》中认为，埃及的领袖们从来不曾拥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他们沉迷于运用各种强制手段和严密的政权体系约束人民，后者表面上顺服，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积极因素能够确保他们拥护国家政权。
其实制度的建设不仅约束统治者，也保护他们。民粹主义政权缺少公民和代议制这样比较复杂的政治参与和表达的制度，只有权力或暴力，而缺少权利。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人曾严酷地镇压民众，当情势翻转之后，他们也面对同样的报复。“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政治动荡，本身意味着这些民粹主义政权的大限已到。外部因素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一进程，但根本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国家建设的漠视，将民粹主义思潮当作抵挡公民权利要求的挡箭牌。
然而，“阿拉伯之春”推翻民粹主义的政权，并不意味着宪政民主制度就会顺利建设起来。发生动荡的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建立起大众民主的参与和表达制度，让无数民众成为有明确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那么，“阿拉伯之春”有可能变成另一次民粹主义的狂欢。
欧美危机下的民粹主义抬头
为缓解危机而实行的紧缩财政政策，势必要削减手握选票的民众利益，而民众除了将总理拉下台之外，难有建设性的举措。
英国学者保罗·塔哥特在《民粹主义》一书中认为，“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运动，哪里就有一种作为潜在的政治运动或者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对政治制度、特权、资本、政客有天然的反感，因此，民粹主义一直作为一种批判性与反叛性的思潮与运动存在。
随着全球化进程，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在民众面前，总统或者总理居庙堂之高，与民众的纽带越来越弱。当经济危机袭来时，人民的声音无法传达到庙堂之处，便需要自发组织起来。欧洲国家在欧债危机下的示威，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其表现。
2011年，欧美发达国家并没有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尤其是欧洲，在债务危机涤荡下，首相或者总理纷纷下台。欧债危机波及的“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民主制度的转型与巩固的时间不过30多年，其制度基础和能力都值得怀疑，民主政治内嵌着民粹主义的病毒。在债务危机爆发期间，病毒发作。为缓解危机而实行的紧缩财政政策，势必要削减手握选票的民众利益，而民众除了将总理拉下台之外，难有建设性的举措。
欧美国家用了200多年才慢慢将民粹主义驯化。法国大革命是民粹主义运动的一次爆炸，反对特权的民众革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国家，反而让法国进入了不断革命的怪圈。直到二战结束之后，1958年戴高乐上台重新修改宪法，建立总统制的政体才使得法国政治最终稳定下来。
19世纪初的“双元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刷新了欧洲政治的面貌，大工业时代的来临将劳工阶层抛入一个无根的大社会之中。广大民众受到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制，因此，反对特权、反对资本的民粹主义运动便兴起了。
将人民变成公民，是过去200多年来欧洲驯服民粹主义的方式。代议制与公民身份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拱顶石。在整个19世纪，欧洲国家都在致力于将民众纳入政治经济的框架之中，扩大选举权，提升福利水平，模糊的民众或人民被权利与责任统一的公民所取代，在此过程中代议制民主制度也发展起来。
然而，福利国家在照顾公民个人生活的时候，也使得公共权力僭越了其界限，直接介入到公民私人生活之中，从摇篮到坟墓的高额福利让公民对国家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如此一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便开始模糊化。尤其是议会制民主政体让选民手中的选票具有了极大的杀伤力，那些忤逆选民意愿的领导人或者政府一旦失去选民的信任便不得不下台，从而使民主滑向民粹。
此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浪潮使得借债成为一种规避税收的便捷之道，任何想加税或者紧缩财政的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地遭到游行示威的抗议。这种寅吃卯粮的财税模式，内涵着一种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流毒。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与政治觉醒终结了欧美福利国家依靠借债维持福利的模式，2011年欧债危机或者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这种模式终结的一种反响。
对于欧美而言，克服此次危机的药方在于坚守公民的传统与美德，达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否则，民粹主义的病毒发生变异，或许会导致民粹主义政权的重新上台，推高全球性危机的浪潮。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