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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一定是厌倦了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在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最好时代时，基本上没怎么犹豫。他理想中的盛世是公元2世纪，即罗马“五贤君”统治时期。在吉本看来，这个时期造就的和平与稳定，后来的西欧从未再现。不过，在吉本生活的年代，这个问题可能较容易。他是白人，又优秀，还是男性。他完全可以从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容步入另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多加一些考虑。凡是厌恶病痛、愿意在麻醉状态下手术、不愿死于天花的人，估计会选择生活在当代。我们可以去除这重因素，假设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的健康，可一旦涉及男女之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论生活有多么不如意，当代女性没有多少会愿意回到穿长裙、束身内衣、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愚蠢的时代。或许这也适用于那些不是白人、不太富裕的欧洲人。
若论技术，肯定是现在胜过以往，但这不是技术问题。它跟生活方式、观念思想、风土人情有关，这些都随着历史洪流消逝了。
倘若拥有一张通往美好生活的通行证，可去往我们所中意的某个时代、某个地方，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放过这个机会。文化迷会回到1599年，预订莎士比亚环球剧场的座位；崇拜英雄的人士将会回到1501年，排队欣赏米开朗基罗刻刀下的石像，或者是1206年，一睹跃马疆场的成吉思汗的风采。最为谨慎的穿越客——美食爱好者们，则会追随吉本前往罗马，否则得掐算好出生时间以避开世界大战的征兵，然后享受美国统治之下的和平。
和平与稳定弥足宝贵，但人类的大跨步有好几次是发生在战乱时期。公元前5世纪，当伯罗奔尼撒战争愈演愈烈时（编者注：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是雅典和斯巴达。该战争使雅典走出了全胜时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雅典城内民主奉行，百家争鸣。环顾眼前，我们却提不起兴趣，可能跟新鲜感有关吧。生活在富裕、自由的西方，我们的激动似乎已一点点丧失。我们当中有1/3的人都懒得去投票，而这是利比亚人在冒死争取的东西。我们已解放了奴隶、赋予妇女权利、打倒了暴君。我们从此应过着幸福的日子，但我们没有。
只凭你想见到什么来决定往哪儿走，前方真是充满诱惑——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雅典争论不休，同时代的孔子正在中国云游，而尤里乌斯·恺撒与西塞罗在公元前50年的罗马继续对抗。但这样一来只不过是穿越时间的旅游而已。
困难在于，我们要寻觅的不仅仅是某个充满魅力的时刻，因为地点无法脱离时间。我们在寻找一个转折点，一个正经历转变的处所，其影响至今伴随着我们。于是，我们来到了17世纪90年代的伦敦，当时这里刚刚经历“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在一场政变中被赶下王位。
那个年代的伦敦充满故事和生机。那些耄耋老人或许与莎士比亚握过手，或许经历过两次内战。等到他们的孙辈死时，英国已成为全球帝国。在他们的周围，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在乔纳森咖啡馆，你可以看到股市正在诞生；保险业正应运而生，新的英格兰银行正为国家金融奠定基础。你可以走到奇普塞街，买一份没有任何审查的报纸，或停下脚步走进一个小教堂祈祷。上一辈人还不可能有这样的遭遇。
17世纪90年的伦敦已呈现一派休闲气象。游乐花园比比皆是，移民带来的法国餐风靡一时。咖啡馆里通通满座，气氛也很好。时尚也已经来临，斯特兰德大街开满了奢侈品店，而它们的商店橱窗与店里的商品都算得上是新奇玩意。最重要的是，步行横跨全城的话，花的时间要比上一代人多得多，因为伦敦正逐渐成为第一座超级大都市。“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一定是厌倦了生活。”80年后，萨缪尔·约翰逊如是说。此刻恰好可以得见他眼中璀璨都市的成形过程。
但没有人欢呼。人们说，还会发生另一场政变，新奇的股市将会崩溃。这都是生机的一部分。在伦敦发生的那些事，如宽容、议会、消费、科学突破、经济变革，在320年后的今天，仍使无数人受益。在咖啡馆，他们谈论计算概率的新数学。跟可能性的一种新接触，认识到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
而正是这些原因吸引我回到17世纪90年代伦敦，尽管那时有假发、庸医和煤烟的臭味。现代世界开始萌动，我想要回到那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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