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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衬托下，中国经济似乎“这边风景独好”。这固然令人自豪，但也不能忘记未雨绸缪。
要想实现经济的持久繁荣，这四个因素缺一不可：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衬托下，中国经济似乎“这边风景独好”。这固然令人自豪，但也不能忘记未雨绸缪：中国的繁荣怎样才能避免昙花一现？毕竟“国富”的辉煌还掩盖不住“民穷”的现实，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日本的1/10，不到美国的1/16……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威廉·伯恩斯坦的《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就是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密码”的解析，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他所得出的就是科学、系统的结论，启发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伯恩斯坦看来，要想实现经济的持久繁荣，这四个因素缺一不可：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在这四者中，财产权是最关键的。诚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随意征用或侵占，财富的创造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反观资本主义社会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是财产权的普遍缺位，“今朝有酒今朝醉”，财富的增长总走不出波浪起伏的怪圈。
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腾飞，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中国古代的技术创新有不少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为何无法持续呢？从伯恩斯坦在本书中的分析逻辑来看，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的技术创新已经从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而我们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才高举“科学”的旗帜。
至于对现代资本市场这一因素的理解，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伯恩斯坦在书中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荷兰的分析。当时，该国对外投资的金额达到GDP的2倍，还是没有摆脱没落的命运，原因之一是忽略了科学理性主义推动的技术创新，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金融的系统风险缺乏评估和有效监管，对外投资大多打了水漂。在伯恩斯坦看来，现代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以及提供市场信息，而不是让“钱生钱”。
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人拥有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的中产阶级，为何他们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中？正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中将交通与通信技术单独拿出来论述。这同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近些年，我国的海、陆、空交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2010年中国的物流总费用占到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与之类似，中国的通信成本是美国的十几倍，韩国的135倍，日本的154倍……这会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呢？
实际上，在这四大要素之外，还有一个未被单独列出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法治。也许，伯恩斯坦已经习惯了法治传统，所以没有专门论述。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对经济的推动，迟会成为过眼烟云。这同样是还未能完善法治的中国应当重视的。
对经济腾飞带来的“现代病”，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中也多有论及，比如他说“现代多样化的贫困只与收入的分散程度相关，只有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才能使其有所改善。”又如他对摆脱人口“马尔萨斯循环”的看法：单纯的“积极抑制”，毫无疑问会带来“刘易斯拐点”，出路只有想办法做到把经济增长变成集约型的，把财富的增长从算数级数增长变成几何级数增长。这对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无疑提供了某种思路。
最后得顺便提一句，伯恩斯坦把《繁荣的背后》定位于“有理论依据的非小说文字”，它的内容不像专业的经济学著作那么艰涩，丰富的史料、有趣的故事，可读性很强；严密的论证，确凿的结论，又不能不让我们严肃对待。如果你是个喜欢思考而有洞察力的人，不妨挤出时间好好读读这本书，收获一定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