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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菲律宾裔男子乔斯·安东尼奥·瓦尔加斯，少年时非法移民到美国，曾在《旧金山纪事报》、《费城每日新闻》、《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等多家媒体工作，于2007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事业越成功，他就越不堪忍受非法移民身份带来的痛苦。日前，饱受“错位生活”折磨的瓦尔加斯通过《纽约时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假绿卡被识破
取得的成绩越多，我就越觉得恐惧和沮丧，似乎总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头顶。
我是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也是个非法移民。
记忆里的那个清晨，母亲叫醒我，把我塞进一辆出租车，一边递给我一件夹克，一边说着什么，意思是“那边会很冷”。当我和母亲、姨妈，以及一位家族世交到达菲律宾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时，我被介绍给一个陌生男人，她们告诉我这是我“叔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他一直牵着我的手。这一幕发生在1993年8月，那一年我12岁。
母亲希望我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把我送到美国，和我的外公、外婆一起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山景市，我上了六年级，很快喜欢上了我的新房子、新家和新文化。
16岁时，我骑着自行车到车辆管理局去领驾照。当我把绿卡递给工作人员时，她上下瞧了瞧，笑着对我说：“这是假的。不要再来了。”
我既迷惑又害怕地回家，找到外公，他坐在车库里剪各种优惠券。我把自行车往旁边一丢就跑到他面前，把绿卡一亮，然后用菲律宾语问：“这是假的吗？”
外公和外婆都是入籍的美国人。外公是一名保安，外婆是餐厅服务员。从我3岁起，外公和外婆就一直资助我和妈妈。外公是个要强的男人，当他告诉我这张绿卡和其他材料都是买来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他警告我：“不要把绿卡给别人看。”
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不能让任何人有怀疑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理由。我努力说服自己，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获得足够大的成就，或许就会被授予公民身份。
外公帮我搞到各种证件
外公告诉我，那个带我到美国的“叔叔”是个蛇头，所需费用是外公凑齐的，一共4500美元。到达美国后，外公用包含我真实姓名的伪造学生签证，给我搞到一本伪造的菲律宾护照，还有那张伪造的绿卡。随后我们用那本伪造的护照，在当地的社会保障管理局申请了社会保障卡。
关于“非法外来人员”的争论，加重了我的不安。1994年，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部分地因为支持187号议案而重新当选。187号议案禁止任何非法移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以及获取其他服务（后来联邦法庭指出这个议案是违宪的）。1997年在车辆管理局遭遇尴尬后，我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反对非法移民的社会氛围和对非法移民的成见。
差点儿和大学擦肩而过
外公总以为我会从事那些非法移民经常从事的低报酬工作，但即使是做佣人也需要各种身份文件，所以我和外公都希望篡改过的社会保障卡可以帮我找到工作。
读高中时，我在地铁干过兼职，在当地的“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做前台，在一家网球俱乐部工作。后来，我在山景市的《山景之声》报，找到一份无薪水的实习工作。开始时我只是帮忙买买咖啡或者打打下手，后来开始采访市政厅的会议，做其他一些有报酬的工作。
同学们都在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却希望高中毕业后能在《山景之声》谋得一份全职工作。并不是我不想上大学，而是我没办法获得州和联邦的财政资助，我的家庭难以负担我上大学的费用。后来，我向校长帕特·海澜德和负责学校所在地治安的警司里奇·费歇尔坦白了我的移民问题，他俩帮我联系了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助学基金，这个基金不在乎受助人的身份。就这样，我成了这个基金的第一批受助对象之一，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读书。
没有合法证件，我遇到诸多麻烦
读大一时，我进入《旧金山纪事报》兼职。我的理想是报道新闻，所以我决定从一系列实习开始。2001年夏天，我到《费城每日新闻》实习，报道了飞车枪击事件和费城76人篮球队的球星阿伦·艾弗森的婚礼。凭借这些文章，我于次年夏天获得了到《西雅图时报》的暑期实习机会。
但缺乏合法证件再次给我造成了麻烦。《西雅图时报》招聘主管帕特·福特，要我在实习第一天带齐出生证明、护照或驾照，以及社保卡原件。我慌了。在开始工作之前，我打电话给福特，告诉了她我的非法身份。在向管理层咨询后，她电话通知我：你不能获得实习资格了。
这真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就决定，如果不能在新闻这个行业里获得成功，我就得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
资助我奖学金的风险投资家吉姆·斯特兰德为我支付了律师费用，试图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身份问题，但没能成功。陪我一起去咨询律师的里奇·费歇尔警司说：“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晾着它，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2003年夏，我到处申请实习机会，《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和《芝加哥论坛报》都对我表示了兴趣。当《华盛顿邮报》向我伸出橄榄枝时，我知道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这一次，我没提及我的“麻烦”。鉴于该报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持有驾照，我动用各种关系，在管理比较宽松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车管局申请到了驾照。
实习期间，我表现出色。实习结束后，《华盛顿邮报》再次向我抛出橄榄枝，表示愿意提供为期两年的带薪实习机会，而且可在我2004年6月毕业的时候开始，于是我回到了华盛顿。这一次，我向指导我的资深编辑彼得·伯尔和盘托出了我的身份问题，我觉得自己的额头上好像总刻着“非法移民”的标记。彼得告诉我要好好干：“当你取得足够好的成绩时，我就跟（报社主席）丹·格雷厄姆和（执行总编）小唐尼一起讨论此事。”
获普利策奖后，我坐在马桶上大哭起来，不过不是因为喜悦
接下来的5年，我拼尽全力，试图达到彼得所说的“足够好”的标准。我晋升为特约撰稿人，报道过电脑游戏文化，写过华盛顿艾滋病流行的一系列报道，去白宫采访过一些高级助理并出席国宴……不过我仍像特工一样，使用假的身份文件。
在工作中，我尽量避开移民政策的报道，但并不总能如愿。这就好比戴着镣铐跳舞——我试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又担心自己做得过了头。我试图通过报道他人的生活转移注意力，却始终无法逃避痛苦和压力。
2008年4月，我所在的一个团队因为报道了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得了普利策奖。在此之前一年，外公已经去世。我获奖当天，外婆给我打电话，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身份，怎么办？”
我无言以对。挂了电话后，我冲到盥洗室，坐在马桶上大哭起来。
2009年夏天，我离开《华盛顿邮报》，加盟《赫芬顿邮报》。在这里，我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报道被拍成纪录片《另一个城市》。我还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脸谱”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文章。
不到一年，我便决定离开《赫芬顿邮报》。我跟朋友说，离开的原因是想为我的纪录片做推广，同时写一本关于网络文化的书。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发现职业的成功无法解决我的身份问题，也无法消除我的错位感和迷茫感。外婆那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如果人们知道了，该怎么办？而且，我的驾照很快就要到期了。
今年早些时候，在我30岁生日前，我拿到了华盛顿州的驾照，有效期到2016年。这意味着我得到了一个5年的喘息机会。但我已经受够了以前那种充满欺骗和恐惧的生活，我决定直面现实，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尽管我不知道这将带来什么后果。
不久前，为了填补多年前那个8月早晨的记忆空白，我和在菲律宾的妈妈通了一次电话。她说，当时她告诉过我一个融入美国的小窍门：“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到美国去，你就说‘因为我想去迪斯尼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