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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笔中国经济的糊涂账被算清楚了。
6月27日，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共计10.7万亿元，其中，仅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
在一个《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的国家，这一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0%的数字无疑会令世界侧目。
《华尔街日报》撰文评论道：“政府最近的报告应该给北京敲响了警钟，说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变动频繁的政治生态下，举债成为一种“出政绩的手段，并且后顾无忧”
债台如何高筑？无疑，最关键的一根稻草是在两年前落下的。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北京方面打开信贷闸门，支持国有控股银行向政府支持的基建项目放贷，最终导致地方政府积累了金额空前的债务”。
事实的确如此。《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仅2009年，中国就向经济体系注入了9.6万亿元人民币。此举成功提振了本来陷入低迷的增长，但同时也使地方政府进入了一场债务“狂欢”。
此次官方审计就证实2009年借贷呈现爆炸式增长，该年未偿还地方债务大增62%。一个佐证是，去年10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专门在讲话中提到，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最高的达到365%。
事实上，这些语焉不详的省、市、县仅仅是“冰山一角”，《金融时报》的报道称，“随着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限制得到放松，中央政府建立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默许地方政府绕开限制它们从银行贷款的规定”。
而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这些融资平台公司的数目达到了惊人的6576家。
在众多评论的声音中，另一个被广泛提及的观点是：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来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拮据，被经济学家马洪称为“一个老子养成百上千个儿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奔波各省游说，推进分税制改革，将财权高度集中，好的税种税基归中央，剩余的归地方。
正因如此，分税制改革10年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5%，比改革前提高了33%。与此相对的是，在财权上移的情况下，事权却在层层下放，省级以下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支出责任却几乎未变，在这种情况下，负债冲动几乎无可避免。
一个更加危险的心态是，官员们似乎天然地认为高负债是“绝对安全的”。经济学家冯兴元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轻率借债和过度负债”，是相信“债务最终会有后来者兜底”。
根据冯兴元在《地方政府竞争》一书中的分析，越是变动频繁的地方政府，越倾向于过度负债，因为可以将借债成本外部化，让其后任来承担偿还责任。而在中国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变动频繁的政治生态下，举债更会成为一种“出政绩的手段，并且后顾无忧”。
《金融时报》也持相同观点：“在无需付出任何明显代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在下一年调任其他职务之前，争相更多地争取贷款来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
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必须像他们的前任一样下定决心，向地方官员发出清晰的、有代价的信号：够了
在数字公布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风险到底有多大？
一些机构持谨慎乐观态度，瑞银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短期不会构成系统性违约，因为中国经济还没有硬着陆迹象。
《金融时报》的一位分析人士认为，即使发生风险，考虑到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体化性质，中央政府最终会背上地方政府承担的债务，但不知道这些债务当中有多少会沦为坏账，也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会被中央政府承担。
美国西北大学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专家史宗瀚撰文指出，“中国过去曾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央政府中坚决的技术官员果决地令地方政府和银行双双付出了高额代价。按照所谓的‘一刀切’的做法，中央政府官员下令银行停止向大部分投资项目放贷，只有为数不多的项目例外。为防止地方政府从非正式的银行借款，数千家非正式银行被关闭。”
在那场整理地方债的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眼看着充满希望的项目变成了烂尾楼，而银行则看着不良贷款大幅增加。史宗翰认为，尽管“一刀切”的后果惨重，“却使地方政府官员认识到，不能在不考虑激增债务的情况下再推出新的项目。银行也尝到了一味地向地方政府放贷所带来的苦果。”
显然，没有人希望历史重演。
但一个事实是，自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承认银行系统内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场由中央政府主导形成的持续信贷紧缩。2008年有过一场信贷紧缩，但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北京把洪水般的信贷注入经济体系，地方政府欢欣鼓舞。
在一些冷静的观察者眼中，比经济回暖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未来，谁能为这场觥筹交错买单？
建银国际经济学家刘红哿估计，这些贷款当中最高20%到30%的比例出问题的风险较大，特别是小城市融资平台所借的贷款。
经济学者叶檀则表示，地方债务链基本建立在土地作为抵押物的平台上，只要土地资金链条断裂，多米诺骨牌就会全盘倾覆。而问题是，“哪有永远上涨从不下跌的土地市场”？
事实上，在报告公布之前，一系列个案的发生就颇值得玩味。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其贷款银行，称无法偿还人民币900亿元的债务，并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香港《信报》报道称，上海一家从事多项业务、主营地产及公路的城投公司，本月起停止向银行偿还流动贷款，向银行提出以旗下政府大楼及公路等资产为抵押，转换成以资产抵押的固定贷款。同时，该报道指出，政府大楼和公路不能在市场上交易，没有现金流，对银行而言根本没有价值，银行亦不可能把政府大楼充公变卖。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写到，如果不能可靠地约束地方的借款行为，地方债务泡沫就会继续膨胀，与此同时，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继续恶化，因为现金流仍像以前一样微弱，而需要支付利息的债务却越来越多。
事实上，10.7万亿元的地方债，今明两年可能迎来第一个到期还债的高峰。审计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28.13%的负债为2013年至2015年到期，另有30.21%的债务余额在2016年以后到期。
史宗翰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的最后提醒道：“虽然在明年第18届党代会前夕发生信贷紧缩会非常麻烦，但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必须像他们的前任一样下定决心，向地方官员发出清晰的、有代价的信号：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