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救赎，还是遗忘？

    德国“欧洲受难犹太人纪念碑”从筹建到落成之后，便一直承担德意志国族认同和解的艰巨使命。虽然德国文化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曾说：“纪念碑让一个社会对过去的回忆凝结在一个固定的点，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表达工具。”但现实政治与社会思潮却要求“立碑”时应清楚地转译历史与未来。

    2005年5月10日二战胜利纪念日当天，德国政府于柏林市中心为“欧洲受难犹太人纪念碑”进行揭幕典礼，这是人类史上第一座以国家之名，为警示历史上黑暗一页所建的大型纪念广场，用来悼念德国纳粹时期遭屠杀的600万欧洲犹太人，同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了纳粹恐怖的罪行。

    设立此纪念物的过程中，最大的反对声浪便是担忧一旦纪念碑落成，德国政府对于二战罪行的反省便会就此结束。奥地利作家穆希尔（Robert Musil）曾提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比纪念碑更加隐形的东西，它的庞大和抽象形式使人对它视而不见，既然纪念碑背后原本应该被记忆的生命实体消失了，人们要如何追溯那些已经完全被消解的记忆呢？为什么会有此担忧，无非是因为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之巨大，任何具体的忏悔行为都无法弥补犹太受难者家属所承受的悲恸——以种族之名，有系统并有组织地屠杀甚至灭绝某一族群，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换句话说，把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与其他历史事件一同比较、评价，企图淡化纳粹罪行的史观被证明为无效。 

    美国政治学教授高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研究总结性地指出，纳粹时期的一般国民乃自愿、积极且无任何道德顾忌地参与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第三帝国期间德国人道德沦丧的集体精神状态（渗透各个阶级的反犹主义）乃是使纳粹罪行之所以实践的原因；换言之，灭绝犹太人的真正凶手正是所有默许恶行席卷欧洲的德国人。新的研究与反省虽屡屡引发争议，却陆续揭发更多沉默一代的黑暗面，它们在显示，德国人在追求自我理解的过程中，过去的黑暗绝不容易轻易摆脱。子辈在寻求自我理解的过程中，难以切割与父辈共同承担的历史罪责。

    德国人为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实“立碑”的行动，不能只是将集体的记忆凝结在一个单一的物体上。随着时间消逝，纪念碑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会逐渐稀释，它给后代的教导，如同哈贝马斯在设立纪念物之前对德国人提出的警语：纪念碑如果只是沦为“耻辱”的记号，“德国公民只会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非借着回顾过去与文明的断裂而自我成长，认清自己历史的真正面貌。” 

    □台湾《人籁论辨月刊》201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