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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百年来，两国的现代化路径不尽相同，却在一些具体领域面临相似的议题和挑战，催生了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想象空间。
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而被提上日程的乡村振兴，就是中日之间一个颇具共性的问题，也是吸引两国青年贡献力量和智慧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成就的当下，携手探究彼此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这样的共识，一场围绕乡村振兴的线上交流活动，于11月6日在中日两国多地同步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日本内阁府联合主办，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日本青少年国际交流推进中心承办。双方的专家和青年代表跨越山海、共聚云端，聚焦乡村振兴及众多与之关联的细分领域，让智慧在分享中闪光，让思想在碰撞中升华。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党委书记王义军和日本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担当室长黑濑敏文，代表主办方用视频形式向参会代表发来寄语。王义军在致辞中说，从1979年起，全国青联和日本内阁府开展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已持续40多年。当前，中日都面临推动地区发展的课题。中国已于去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今后的工作重点。在此过程中，有理想、有创意、有冲劲和活力的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贡献着青春力量。
来自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曲强是研究扶贫和乡村振兴问题的专家。他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中国扶贫事业的历史、成果和经验，让与会代表特别是日本青年充分理解，中国是如何在过去70多年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覆盖人口最多的扶贫壮举。他认为，“造血式扶贫”及对扶贫对象的精准画像等，都蕴含着极具价值的“中国经验”；未来，随着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全面展开，如何吸引青年主动参与其中将成为新的关注点。
曾长期在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公职的日本邮政社长增田宽也，在会上介绍了乡村振兴的“日本模式”，引起了中方代表及来自大城市的日本青年的兴趣。他说，出于应对“少子化”趋势、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乃至防灾减灾等一系列考虑，日本政府近些年对“地方创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提出了“让大家安心工作”“创造新的人员流动”“提升出生率”“打造人气聚集地”四大行动目标，并借助数字化技术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日方看来，持续不断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危”也是“机”，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程办公趋势的加速发展；通过远程医疗技术，即便是住在小城镇的人，也可以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这对扭转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势头有积极意义。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让人们的工作空间、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发挥好年轻人的创造力至关重要。
本次会议的议程设置丰富而紧凑。专家讲解和简短的答疑过后，两国数十名青年代表从“创业就业”“传统文化”“志愿服务”“教育”“电子商务”五个维度切入乡村振兴的图景，分组展开了热烈的分享和讨论。
交流中，中日青年讲述的很多故事令人印象深刻：通过售卖精品西瓜赚到第一桶金之前，创业12载的吴迪曾连续两年忍痛把品质不佳或找不到销路的产品销毁；以6000年前的一件陶器为灵感源泉，景德镇的瓷器匠人章晨设计了一款文创礼品，目送它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广西期间，黄建瑜和志愿者们为留守儿童打造了一套“护身铠”，让山区的孩子们安全地踏上求学路；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一所小学本应“废校”，却因为“地方创生”战略获得了新生，变身为音乐爱好者们学习和交流的场所；在冲绳的读谷村，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珊瑚移植的场面连同珊瑚所在的经纬度被记录下来，化作特殊的“感谢信”寄到捐赠人手中……
当青年代表们的好奇心被获得感取代，5个小时的议程也临近尾声。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中日青年交流的形式受到了限制，但与会者的热情参与一如既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就像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个典故揭示的那样，中日国情不同，制度有别，但两国政府和公众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都有着高度认可，都认为这项事业的成功离不开青年的参与。
40多年来，已有超过2000名中日青年从彼此的智慧中获得了启示；今天的与会者们同样相信，自己从这次分享会上汲取的经验和心得，能够为各自的国家和社会提供帮助，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个支点，让中日友好事业更加生动立体、与时俱进、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贾晓静
本报记者 张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