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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每个星期天，赛迪·伯格都会纪念已逝的侄子比约恩·布朗。她在日落时分步行到海边，静静地看着水面，然后为侄子点燃一支蜡烛。
“他是个很棒的孩子。”伯格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他过去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一起度假。他曾有过完整的未来，现在，一切都化为乌有。”
3年前，一名持刀者在街头杀害了布朗。布朗当时23岁，是一位充满抱负的音乐人。警方进行了调查，但没逮捕任何嫌犯，也没有发现作案动机。布朗的家人一直沉浸在悲痛中。
近年来，英国的持刀犯罪率逐年上升。NBC援引英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称，截至去年3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发生了超过4.5万起持刀犯罪案件。人们担心，疫情会让类似事件进一步增加。
英国路透社称，2011年至今的1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持刀犯罪率增加了51%。在伦敦，持刀犯罪率在一年中上升了7%，达到28%，类似案件大多在青少年人群中发生。
英国《独立报》援引英国巴纳多儿童慈善机构的分析称，英国各地的持刀犯罪率上升是这个国家“更广泛、更复杂问题的前兆”：在英国，超过50%的持刀伤人案件的目的是抢劫，还有部分是性侵，行凶者大多是“没读书、没工作、没榜样、没希望”的年轻人。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正在成为被抛弃的一代”
73岁的布鲁斯·霍尔德是英国顶尖的刑事律师之一。2020年退休前，他曾任英国刑事律师协会主席，也是英国首任刑事检控主任。从业44年间，这位金牌律师接触过许多持刀伤人案件，年龄最小的犯罪嫌疑人只有7岁。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正在成为被抛弃的一代。”霍尔德告诉英国《晚间标准》报，在职业生涯里，他见证了年轻人持刀犯罪率的快速上升。“一旦（年轻人）做了这样的事，人们就会把（他们重新回到社会的大门的）‘钥匙’扔掉。我想做的是从根本上阻止他们走向犯罪。”他说。
退休后的霍尔德成立了一个青少年心理健康在线辅导平台，与谢菲尔德大学合作预防青少年犯罪。他希望在未来3年内将平台服务拓展到伦敦以外的地区。
20年前，霍尔德曾在巴西亲历持刀抢劫。一天早上，他在科帕卡巴纳海滩散步时，一名11岁的男孩和一名13岁的男孩慢慢走近。“太可怕了，一切让我震惊。”他回忆道，“大一点儿的孩子挥舞起长刀，他们只是为了抢走一些钞票和我的手帕。”
霍尔德认为，年轻人陷入持刀犯罪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出身的社区、当地帮派提供的“超乎想象的金钱”。他告诉《晚间标准》报，随着近年来英国政府不断关闭青少年中心并削减相关经费，一些针对青少年的支持被切断，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陷入绝望。
2010年至2020年，英国在青年服务方面的支出削减了73%，导致760个青年俱乐部关门、4500名青年工作者失业。人们相信，疫情将进一步加剧英国的青少年持刀犯罪危机。
霍尔德指出，造成英国青少年犯罪率升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制定政策时过于短视”。“这是一场‘完美风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他们缺乏教育机会，心理状况不佳。”他说。
抗风险能力差的人承受了最大冲击
退休警司约翰·桑德兰花了20年应对城市暴力，他对暴力带来的痛苦深有体会。
“我还记得他的家人唱出赞美诗的声音，以及人群中发出的哀嚎……那是令人难以置信、永远无法忘怀的声音。”2007年，居住在伦敦西区的16岁少年柯乔·岩加被当街刺死，桑德兰经手了这起案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难以忘怀。
桑德兰也将青少年持刀犯罪率激增归因于“年轻人的贫困和缺乏前景”。他告诉NBC，青年遭到“社会剥夺”与持刀犯罪的关联相当密切：“暴力行为往往滋生于失业率高、经济流动性低的社区。当这些社区针对青少年教育的资金被削减时，绝望和犯罪的螺旋就会加剧上升。”
“疫情造成的经济低迷令人担忧。这意味着，（社会）为潜在的青少年罪犯提供的安全网正在消失……那些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人，往往需要承受（经济紧缩）最大的冲击。”桑德兰说。
伦敦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市超过四分之三的暴力案件发生在最贫困的10个行政区。这些区域的儿童贫困比例高于伦敦的平均水平。
19岁的杰马尔·乔纳斯来自伦敦南部，是青年工作者和说唱歌手。2017年，他17岁的弟弟迈克尔被人持刀刺死。他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那些选择行凶的孩子“没有任何理由珍视生命，哪怕是自己的生命”，“伦敦犹如战区。年轻人周围到处可见暴力和帮派。”
惩罚、重判不能赶走恐惧
5月1日，17岁的德拉诺·萨缪尔斯在伯明翰的斯梅思威克被刺身亡；3月，19岁的杰克·巴里在附近街区以相同方式遇害；1月，15岁的吉恩·林肯被人刺伤后身亡……2021年以来，针对青少年的持刀暴力案件在伯明翰时有发生。
“我们要在无政府状态甚至恐怖中继续生活吗？”社区活动人士德斯蒙德·贾杜告诉《卫报》，一连串青少年遇袭事件刺痛了伯明翰当地人的神经。“说这话并不过分。年轻人应该珍惜生命，长辈们不该埋葬他们的孩子。”
该市工党议员杰克·德罗米表示，人们需要对城市中的持刀犯罪问题加以重视，“太多生命因暴力消逝，我们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卫报》称，人们对这几起暴力事件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但专家认为，学校停课可能导致学生们陷入困境，进而投身犯罪。
“失学后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剥削、被吸引加入帮派，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大量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青年暴力问题解决中心”创始人克雷格·平尼克指出，“疫情加剧了年轻人的脆弱性，而惩罚、重判对预防犯罪于事无补，这些手段并不能赶走孩子们心底的恐惧。”
伦敦城市大学犯罪学专家詹姆斯·亚历山大的研究表明，位于内城的住宅区正成为“暴力的传送带”，在那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走向犯罪”。“随着抗疫封锁政策解除，以及疫情期间经济波动的持续，（年轻人走向犯罪）的过程可能加速。”他说。
亚历山大认为，考虑到年轻人巨大的收入压力，未来，持刀犯罪和青少年暴力事件会继续上升。“治愈类似的‘社区崩溃’需要所有人通力合作。”他告诉NBC，“与那些持刀抢劫者的父母交谈时，你会真实地感到他们的孤独。和告诉他们‘我是青年工作者，我有解决方案’相比，更好的说法是‘我是青年工作者，让我们帮助您制定解决方案’。”
《晚间标准》报称，青少年暴力导致英国每年损失7.8亿英镑。霍尔德认为，长远来看，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需要从政府层面提出“更智能的方案”。他建议国家成立相关机构，持续为青少年就业、辅导和活动中心等提供发展资金。“对一个孩子来说，一对一指导或者一份能够提供帮助的工作，要比在少年犯收容所里待6周有吸引力得多。”
阻止青少年犯罪需要“整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NBC称，上世纪90年代，流行病学家在犯罪猖獗的美国芝加哥通过公共卫生政策解决街头暴力问题。当局不仅采取了加强警务、惩戒等措施，也尝试改善“潜在犯罪分子”的发展前景，比如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再教育机会等，帮助他们远离帮派。
英国格拉斯哥的政府官员曾在多年前复制这个大型社会实验。官员们相信一条简单的原则：暴力是可避免、可预防的。
基于这一理念，格拉斯哥市政府、学校、卫生组织和社会服务部门共同为年轻人提供“跳板”，帮他们建立更好的非暴力生活方式。在该计划实施的第12年也就是2005年，格拉斯哥的凶杀率下降了一半。
舆论认为，伦敦有必要尝试类似的计划，让更多青年受益。2020年，伦敦成立了专门的“减少青少年暴力部门”。市长萨迪克·汗称，要从暴力的源头着手，“阻止恶性伤人事件继续蔓延”。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伦敦可以复制格拉斯哥的成功。亚历山大、桑德兰等人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如果没有格拉斯哥式的“非政治手段”，伦敦的努力会以失败告终。
“当政治家取得领导权时，他为减少暴力制定的方案就会变成党派之争或短期施政合理性讨论的焦点。由于类似原因，大多数政治家很难拥有能够超越下次选举的视野。”桑德兰说。
对布朗的家人来说，无法惩罚加害者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正义被剥夺，他们能做的只有寻求安慰：希望有一天，其他人可以免受类似的痛苦。
“我们必须继续讨论。培养一个孩子不仅需要一个人的努力，还需要一个村庄、一个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赛迪·伯格告诉NBC，“我不希望侄子白白死去。”
责任编辑：张昊天
综合编译 贾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