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辗转

    爱丁堡又起雾了。我拉着前一晚收拾好的行李箱，背起包，带上门，走进雾中。

    今天是我回家的日子。以往说到留学生回国，多少有些“学业有成”的自豪感，而当下，我站在雾中等车，俨然一个渴望回家的迷途旅人。回家的机会来之不易。受到疫情影响，入境中国的航班数量大幅缩减。使领馆尽力筹措安排包机，回国的航班仍然一票难求。四川室友阿隶和他的女友小迪一个多月前就买了回国机票，临走前被通知航班取消，只好继续留在这里，每天搜寻可以回国的航班信息，并按时填报国际版防疫健康码。

    我的回家之路也随之曲折。相比英国，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要少很多，购买机票也相对容易。这样的局势催生了一项新业务——组织商业包机，运送在英留学生去其他欧洲国家转机回国。我买的便是这样的机票：先前往伦敦乘坐包机，再飞往丹麦哥本哈根，转乘由哥本哈根回国的国航航班。航班降落后，我将在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确保没有感染病毒；离开酒店后还要居家隔离14天，确定无恙方可外出。

    与其他人相比，我无疑是幸运的。几天前，同专业的山西桐哥提议大家在公寓楼的活动区小聚一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浙江的翔哥带来了投影仪；河北的尧哥和小冰叫了中餐外卖；我教大家做家乡的油泼面；北京的小晨给我们打下手……在闲聊时我才知道，翔哥的航班被取消了两次，桐哥一直在等待昂贵的机票降价，小晨断断续续填写健康码一个多月都没买到票……这顿饭成了给我举办的送行宴。

    这趟旅途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从英国北部的爱丁堡前往500公里外英格兰南部的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疫情暴发之初，英国政府反应迟缓，民众对防疫措施嗤之以鼻，加之近年来持续削减医疗预算，导致英国感染人数居欧洲第一，治愈率全欧垫底。英国政府亡羊补牢，取消了大多数国内航班，并规定每节铁路车厢只能有一名乘客。如果乘坐火车，我不仅需要提前一天到达伦敦，还要在外住宿，风险未知。思前想后，只有一种方法较为稳妥——搭车。

    浓雾

    凌晨4点，我在雾中等待捎我去伦敦的车。一周前，我在留守爱丁堡的中国学生互助群里联系到了同行的阿乐，他联系到了愿意送我们去机场的阿龙，他俩都是爱丁堡大学的在读硕士。阿龙来回要驱车1000公里，却只收了往返油钱。为了保证开车时精力充沛，他前一晚硬逼着自己早睡。我和阿乐却彻夜未眠，上车后我依旧没有困意，便和他们畅聊起来。

    阿乐和大部分英国硕士生一样，读一年就毕业。他早就找好了国内的实习单位，却迟迟难以回国。阿龙刚刚开始他在爱丁堡的学业，眼下还不用着急。这辆车是他用教乒乓球赚的钱买的，说不上多豪华，车内空间很拮据，后备箱和后座都堆着行李。我的硕士项目是两年制，还有一年毕业。大部分和我同专业的同学干脆一直待在爱丁堡，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等待下学期开学。

    一路上，浓雾久久不散。阿龙和我同一年出生，却像个出租车司机一样，不论天文地理还是中外古今，说起来都能滔滔不绝。我撑着脑袋和阿龙聊天，后排的阿乐挡不住困意，蜷着腿渐渐入睡。

    大约7个小时后，我从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来到丹麦哥本哈根机场，和阿乐一起转乘国航班机。丹麦地勤已经不是第一次迎接我们这样的包机乘客了，看来短短几个月内，这项业务发展得很成熟。和斯坦斯特德机场一样，哥本哈根机场也要求旅客全程戴口罩。空旷的候机大厅鲜少有人走动，沉闷的气氛让人紧张得想咳嗽，又硬生生忍住，生怕被误会。为了缓解情绪，我坐在候机区静静地想稍后机舱里会放什么音乐。这时候，我脑子里回荡起从爱丁堡到伦敦途中阿龙播放的那些老歌。

    音乐

    “我还是更喜欢这些老歌。”阿龙打开音响，像个“老司机”一样，播放起20世纪90年代的华语金曲。“是吗，我也喜欢老歌。”我答道。路程已行过半，大雾丝毫未减，阿乐在行李旁睡得正酣。我也渐渐感到困倦，但在滔滔不绝的阿龙旁边依然能提起兴致和他乱侃。这两个月来，我在房间里憋得实在太久了。

    8小时后，我身处即将飞往中国的国航班机，机舱里播放着不知名的轻音乐。通过舱口体温检测后被允许登机的那一瞬间，我如释重负，激动得甚至想哭，仿佛踏入机舱就已经回到了祖国。机组人员个个全副武装，防护措施做得比我们还严格。略显臃肿的防护服裹住了空乘小姐姐的窈窕身姿，口罩遮住了她们的脸，但护目镜后神采奕奕的眼睛仍能安抚我这个漂泊已久的游子。为了识别每个机组人员，她们在防护服上写上号码和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那个站在我座位前方背对着我，身后写着一个“倩”字的空姐，背影好像我初三时的同桌。那一刻，防护服里的国航小姐姐们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生。

    安徽姑娘小张来到我身边，我帮她把她那个沉重的行李箱安放到行李架上。小张也是今年毕业的英国硕士生，畅想中的各种毕业旅行在疫情中化为泡影，最终在一地鸡毛中匆匆离开英国。漫长的飞行中，我们两人相谈甚欢。

    聚散

    大约9个小时后，飞机顺利降落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从舷窗向外望，10余辆救护车正在待命。入关检测时，我的体温接近警戒值，被叫到一旁重新测了两遍，确定正常后才被允许通行，但我和小张就此走散。

    阿乐也在那一刻与我“分道扬镳”。入境的检测流程十分严格。飞机降落在正定机场后，他因长途飞行导致鼻腔有些不适，就如实在健康申报单上填写了鼻塞症状，于是被一辆救护车拉到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测，在医院里待了3天，确认无恙后才住进当地的隔离酒店，继续观察。

    我不禁想，这一路上，我与各色人等在短暂的交会中相互释放善意，吐露心声，又在匆忙中别离。我甚至来不及好好跟他们道个别，包括阿龙。

    当阿龙把车停在斯坦斯特德机场航站楼前时，已是英国时间上午11点多。一缕阳光照在脸上，晒醒了坐在阿龙旁边的我，原来我还是没招架住困意。今天这雾怕是盖住了大半个不列颠岛，但太阳的出现意味着浓雾已经消散。蜷在后排的阿乐也醒了，惺忪中感慨终于快回家了。帮我和阿乐取出挤在后备箱的行李后，阿龙立即开车上路。他开了整整7个小时，纵贯不列颠岛。接下来，他还要开车500公里返回爱丁堡，一路上只有音乐与他相伴。

    阿龙离开后，我撑着行李箱，站在英国难得的阳光下。此刻，室友阿隶应当正和小迪一起做午饭，同时不忘关注回国航班动态；桐哥熬夜看节目后或许刚起床，开始计划着去地广人稀的苏格兰高地散心；远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可能刚吃过晚饭，盼望着孙子平安归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最终奔往四海五湖。我深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来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建筑学专业研究生）

    见习编辑：胡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