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二孩，她们选择“试管婴儿”
作者 顾海波
青年参考
（
2019年10月18日
01
版）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一些年龄较大的母亲随即开始与身体赛跑，其中一些人决定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近日，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PRI）讲述了这些女性的故事。
“我还很年轻，但身体不行了”
在百度上搜索“试管婴儿”，你会得到几百万条结果。有网站详细描述体外受精的过程，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医院都在宣传他们的服务，还有亲历者们在论坛上分享她们的试管受精（IVF）经历。
上海妈妈凯瑟琳就是一名亲历者。在接受PRI采访时，她要求隐去自己的中文名字。
2016年，对当时43岁的凯瑟琳来说，全面俩孩政策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多年来她一直想给儿子添个弟弟或者妹妹，直到儿子上高中，终于有机会实现夙愿。PRI报道称，她是一名投资顾问，家境优渥，有这个经济实力。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会有问题，所以我之前没有去医院检查。”她告诉PRI。
然而喜讯迟迟不来。她去了医院，结果发现输卵管有问题。医生建议她尝试体外受精。这一过程需要女性接受激素注射，这样她的身体就会产生多个卵子，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授精。但凯瑟琳对辅助生殖很谨慎。
“当时，我坚持说，我不想做IVF。”她说。
她选择做输卵管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50天后，医生无法检测到胎儿的心跳，敦促她做手术终止妊娠。她流产了。
“回到家时，我哭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说。“我的丈夫也在哭。我们的情绪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仅因为流产而感到痛苦，还担心再次遭遇打击。
夫妇俩继续尝试。凯瑟琳服用了多种中药，帮助身体恢复。去做检查时，她发现自己患有子宫腺肌症，这种病在育龄较晚的女性身上并不罕见。凯瑟琳想到自己在网上读到的关于体外受精的新闻，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你看，我还很年轻，但我的身体不行了。”她说。
母亲年龄越大，越想要两个孩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妇科医生彭红梅（音）对PRI表示，她看到越来越多的高龄母亲来寻求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好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孩子。
在绿色的帘子后面，彭红梅用超声波寻找含有未成熟卵子的最佳卵泡，这些卵子将从想要进行试管受精的女性身上提取出来。随后，卵子与精子在大厅另一头的实验室中结合，并储存在恒温箱中，恒温箱的温度保持在37℃，以模拟人体内部的条件。
医生在电脑屏幕上监控胚胎的发育，然后从一批胚胎中选择要植入女性子宫的胚胎。没有植入的胚胎会被冷冻起来，储存在金属罐中。如果第一轮试管受精失败，或者决定以后再要一个孩子，可以从这些容器中取出胚胎进行植入。
彭红梅告诉PRI，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几年后，生育热潮有所降温，但她估计，她的患者中仍有超过30％的人是来寻求帮助生育二孩的，其中一些患者年龄超过40岁，最大的47岁。
“她们年龄越大，越想要两个孩子。这是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年轻些的妈妈不想再生，因为她们认为二孩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彭红梅说。
PRI报道称，对求助于试管婴儿的患者来说，再要一个孩子的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情感上的。彭红梅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最希望生二孩的是那些不能生育的女性。她们的抑郁症发病率也高于能怀孕的同胞。
该研究的合作者、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西莉亚·陈（音）对PRI表示，生物学上的紧迫性和不孕不育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在研究和咨询过程中，她发现，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帮助的女性比自然分娩的女性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
试管婴儿：“尽人事，听天命”
在北京某部委工作的公务员闫丽娟今年37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对笔者表示，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于2007年，是个女孩。2014年北京放开“单独两孩”后，她立刻开始“造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诞下儿子。她表示，如此急切地再要一个孩子并非因为家庭压力，而是她害怕自己岁数大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闫丽娟表示，“来不及”不仅指她的身体状况，还包括很多社会因素。儿子降生前不久，她开始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儿子出生后，她平时要上课、参加会议、写论文，要照顾两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她所在部委的工作繁重，通宵加班并不鲜见。再晚几年要孩子，她怕精力支撑不住。此外，家里老人现在能帮他们带孩子，再过几年，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不一定允许了。
闫丽娟告诉笔者，她很幸运，两胎都是自然分娩的，她单位有“40多岁的大姐”也“拼了命要孩子”，有人去做了试管婴儿。对于那种手术的高昂价格和繁琐手续，她有所耳闻，“据说得十来万”。最关键的是，她听说手术的成功率不高。“有个大姐44了还是45岁了，（做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跟中彩票似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超声科主任、44岁的王志丽（音）对PRI表示，她也想要第二个孩子，对试管婴儿的态度是谨慎乐观的，虽然知道可能失败，但愿意尝试。不过她也承认，准备过程——包括为期近一个月的每日激素注射——令人生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李蓉（音）对PRI说，手术失败的后果对夫妻俩都是有害的。北医三院是中国最著名的辅助生殖中心之一，也是1988年中国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李蓉说，她的病人中有60％以上来自北京以外的地区。
对每一位希望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的高龄母亲，李蓉和她的团队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谈话。她要求夫妻双方一起讨论费用问题：PRI报道称，每轮治疗的费用为两三万元，且不在医保范畴内。谈话的另一个主题是告知夫妇，他们的努力很可能受挫。
李蓉说，43岁以上的女性接受体外受精的受孕成功率约为3%，到45岁时只有1％。她将试管婴儿描述为一种“尽人事，听天命”之举：它给了夫妇希望，证明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它可以挽救婚姻。她强烈敦促那些经过两轮治疗仍未怀孕的人放弃。
“但有时他们不肯。”李蓉说。
“她们有能力与时间赛跑”
PRI报道称，王勤华（音）经营着一家公司，帮助那些想去国外进行IVF手术的中国女性。她说，她的客户中有80%的人年龄在36岁以上，“时不我待”的焦虑显而易见。
凯瑟琳就是她的客户之一。在公司安排下，她去日本大阪进行了试管婴儿手术。那里的患者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年龄和她相仿，都在进行同样的“赌博”：成功几率很小，代价很高，而且可能令人心碎。
她有5个胚胎在提取过程中存活了下来。由于担心年龄问题，她测试了其中3个胚胎的染色体问题。其中一个胚胎出现了问题，另外两个通过了测试。“我选了其中一个，一个女孩。”凯瑟琳说。女儿顺利降生，现在已经快3岁了。
凯瑟琳整个手术过程，包括出国旅行，花费了大约13万元。如今，她在网上为其他希望尝试IVF的未来母亲提供咨询，让她们为手术做好准备，提醒她们注意心理成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做到，但岁数大了之后就很难了。”
2016年，山东省的一个地区宣布了一项政策，为想要在更大年龄进行体外受精的女性提供补贴，主要针对那些想“实现生育梦想”的独生子女夫妇。2017年，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向孕妇发放了2000元津贴，并将产假延长至180天。
凯瑟琳表示，这些信号给了很多像她这样的人一线希望，辅助生殖技术则使希望可能成为现实。她曾认为，自己不会再有机会生孩子了。
她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她们可以和她一样。
“她们有能力与时间赛跑。”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一些年龄较大的母亲随即开始与身体赛跑，其中一些人决定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近日，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PRI）讲述了这些女性的故事。
“我还很年轻，但身体不行了”
在百度上搜索“试管婴儿”，你会得到几百万条结果。有网站详细描述体外受精的过程，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医院都在宣传他们的服务，还有亲历者们在论坛上分享她们的试管受精（IVF）经历。
上海妈妈凯瑟琳就是一名亲历者。在接受PRI采访时，她要求隐去自己的中文名字。
2016年，对当时43岁的凯瑟琳来说，全面俩孩政策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多年来她一直想给儿子添个弟弟或者妹妹，直到儿子上高中，终于有机会实现夙愿。PRI报道称，她是一名投资顾问，家境优渥，有这个经济实力。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会有问题，所以我之前没有去医院检查。”她告诉PRI。
然而喜讯迟迟不来。她去了医院，结果发现输卵管有问题。医生建议她尝试体外受精。这一过程需要女性接受激素注射，这样她的身体就会产生多个卵子，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授精。但凯瑟琳对辅助生殖很谨慎。
“当时，我坚持说，我不想做IVF。”她说。
她选择做输卵管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50天后，医生无法检测到胎儿的心跳，敦促她做手术终止妊娠。她流产了。
“回到家时，我哭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说。“我的丈夫也在哭。我们的情绪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仅因为流产而感到痛苦，还担心再次遭遇打击。
夫妇俩继续尝试。凯瑟琳服用了多种中药，帮助身体恢复。去做检查时，她发现自己患有子宫腺肌症，这种病在育龄较晚的女性身上并不罕见。凯瑟琳想到自己在网上读到的关于体外受精的新闻，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你看，我还很年轻，但我的身体不行了。”她说。
母亲年龄越大，越想要两个孩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妇科医生彭红梅（音）对PRI表示，她看到越来越多的高龄母亲来寻求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好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孩子。
在绿色的帘子后面，彭红梅用超声波寻找含有未成熟卵子的最佳卵泡，这些卵子将从想要进行试管受精的女性身上提取出来。随后，卵子与精子在大厅另一头的实验室中结合，并储存在恒温箱中，恒温箱的温度保持在37℃，以模拟人体内部的条件。
医生在电脑屏幕上监控胚胎的发育，然后从一批胚胎中选择要植入女性子宫的胚胎。没有植入的胚胎会被冷冻起来，储存在金属罐中。如果第一轮试管受精失败，或者决定以后再要一个孩子，可以从这些容器中取出胚胎进行植入。
彭红梅告诉PRI，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几年后，生育热潮有所降温，但她估计，她的患者中仍有超过30％的人是来寻求帮助生育二孩的，其中一些患者年龄超过40岁，最大的47岁。
“她们年龄越大，越想要两个孩子。这是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年轻些的妈妈不想再生，因为她们认为二孩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彭红梅说。
PRI报道称，对求助于试管婴儿的患者来说，再要一个孩子的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情感上的。彭红梅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最希望生二孩的是那些不能生育的女性。她们的抑郁症发病率也高于能怀孕的同胞。
该研究的合作者、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西莉亚·陈（音）对PRI表示，生物学上的紧迫性和不孕不育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在研究和咨询过程中，她发现，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帮助的女性比自然分娩的女性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
试管婴儿：“尽人事，听天命”
在北京某部委工作的公务员闫丽娟今年37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对笔者表示，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于2007年，是个女孩。2014年北京放开“单独两孩”后，她立刻开始“造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诞下儿子。她表示，如此急切地再要一个孩子并非因为家庭压力，而是她害怕自己岁数大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闫丽娟表示，“来不及”不仅指她的身体状况，还包括很多社会因素。儿子降生前不久，她开始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儿子出生后，她平时要上课、参加会议、写论文，要照顾两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她所在部委的工作繁重，通宵加班并不鲜见。再晚几年要孩子，她怕精力支撑不住。此外，家里老人现在能帮他们带孩子，再过几年，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不一定允许了。
闫丽娟告诉笔者，她很幸运，两胎都是自然分娩的，她单位有“40多岁的大姐”也“拼了命要孩子”，有人去做了试管婴儿。对于那种手术的高昂价格和繁琐手续，她有所耳闻，“据说得十来万”。最关键的是，她听说手术的成功率不高。“有个大姐44了还是45岁了，（做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跟中彩票似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超声科主任、44岁的王志丽（音）对PRI表示，她也想要第二个孩子，对试管婴儿的态度是谨慎乐观的，虽然知道可能失败，但愿意尝试。不过她也承认，准备过程——包括为期近一个月的每日激素注射——令人生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李蓉（音）对PRI说，手术失败的后果对夫妻俩都是有害的。北医三院是中国最著名的辅助生殖中心之一，也是1988年中国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李蓉说，她的病人中有60％以上来自北京以外的地区。
对每一位希望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的高龄母亲，李蓉和她的团队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谈话。她要求夫妻双方一起讨论费用问题：PRI报道称，每轮治疗的费用为两三万元，且不在医保范畴内。谈话的另一个主题是告知夫妇，他们的努力很可能受挫。
李蓉说，43岁以上的女性接受体外受精的受孕成功率约为3%，到45岁时只有1％。她将试管婴儿描述为一种“尽人事，听天命”之举：它给了夫妇希望，证明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它可以挽救婚姻。她强烈敦促那些经过两轮治疗仍未怀孕的人放弃。
“但有时他们不肯。”李蓉说。
“她们有能力与时间赛跑”
PRI报道称，王勤华（音）经营着一家公司，帮助那些想去国外进行IVF手术的中国女性。她说，她的客户中有80%的人年龄在36岁以上，“时不我待”的焦虑显而易见。
凯瑟琳就是她的客户之一。在公司安排下，她去日本大阪进行了试管婴儿手术。那里的患者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年龄和她相仿，都在进行同样的“赌博”：成功几率很小，代价很高，而且可能令人心碎。
她有5个胚胎在提取过程中存活了下来。由于担心年龄问题，她测试了其中3个胚胎的染色体问题。其中一个胚胎出现了问题，另外两个通过了测试。“我选了其中一个，一个女孩。”凯瑟琳说。女儿顺利降生，现在已经快3岁了。
凯瑟琳整个手术过程，包括出国旅行，花费了大约13万元。如今，她在网上为其他希望尝试IVF的未来母亲提供咨询，让她们为手术做好准备，提醒她们注意心理成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做到，但岁数大了之后就很难了。”
2016年，山东省的一个地区宣布了一项政策，为想要在更大年龄进行体外受精的女性提供补贴，主要针对那些想“实现生育梦想”的独生子女夫妇。2017年，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向孕妇发放了2000元津贴，并将产假延长至180天。
凯瑟琳表示，这些信号给了很多像她这样的人一线希望，辅助生殖技术则使希望可能成为现实。她曾认为，自己不会再有机会生孩子了。
她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她们可以和她一样。
“她们有能力与时间赛跑。”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