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争端考验东亚产业分工体系
作者 孙兴杰
青年参考
(
2019年08月30日
01
版)
不到两个月里,日韩贸易争端急速升温,随着两国将对方移出“出口白名单”,日韩关系似乎处于“断裂”边缘。
从日韩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看,经济合作一直是压舱石,虽然两国多次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出现风波,但“政冷经热”表明双方都知道“斗而不破”是底线。
在朴正熙执政的年代,韩国虽然痛恨日本的殖民历史,但也羡慕日本的经济成就。1965年日韩建交的最大成果就是日韩经济关系正常化,韩国开始学习和模仿日本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钢铁、汽车、化工等产业取得了飞跃发展。韩国的财阀经济体系也是在朴正熙时代奠定的。这一体系曾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那之后,历届韩国政府都鼓吹推进经济民主化,但财阀依然主导着韩国的经济命脉。
随着韩国逐步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日韩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性。此次日本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之后,文在寅政府将其称作对韩国的“经济侵略”。然而,文在寅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他在8月15日“光复节”演讲中表示,韩国不断与日本在安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尝试与日本一道治疗殖民统治时期受害者的伤痛,坚持携手合作的立场。可以看到,文在寅借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场合,向日方释放了缓和的信号。
日韩关系在短时间内陷入对抗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日韩关系的结构出现了裂解。经济合作还是不是日韩关系的压舱石?半个世纪前奠定的日韩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彼时,朴正熙为了促成韩国经济崛起而将日韩之间的历史矛盾暂时遮蔽,但随着韩国经济发展,其在构建自身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历史问题渐渐变成了现实的政治问题。被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遮盖的宿怨并没有得到充分清理,日本总认为一纸协议可以将全部麻烦解决掉,这样的思维也体现在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中。而对韩国来说,历史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日本提供的赔偿远不能补偿韩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遭受的苦难。
此次日本公布对韩出口禁令之后,文在寅政府迅速召集产业界和经济部门官员进行研讨,推出的应对方案包括实现零部件国产化,在未来7年投入7.8万亿韩元(约64亿美元),将明显依赖从日本进口的电子和汽车等产业100个品类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机器指定为战略产品,针对半导体制造所需的氟化氢、光刻胶等20个品类,要求在1年内实现国产化,其他80个品类在5年内实现国产化。如此紧迫的时间表,可以理解为韩方的一种应激反应。
日本以“卡脖子”手段制裁韩国,韩国作出了急速国产化的决策,东亚既有的分工体系是不是要瓦解了呢?
二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开放的市场体系,也源于产业分工本身。比如半导体产业,欧美强在设计,日本主攻材料,韩国和中国则在应用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分工与协作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比较优势也可以用作战略武器——经济强国肯定有不可替代的产品或服务。同时,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会带来新的产业,在新产业中占据上风的国家和企业有机会开创新天地。日韩经济争端看上去与历史积怨有关,但越来越同质化的产业竞争是导火索,最终冲破了原有双边关系的框架。
现在,日韩关系来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十字路口,日韩贸易争端也让东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未来,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取决于能否构建结构更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否则,既有架构将面临历史、地缘政治、全球秩序等各个维度的挑战。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不到两个月里,日韩贸易争端急速升温,随着两国将对方移出“出口白名单”,日韩关系似乎处于“断裂”边缘。
从日韩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看,经济合作一直是压舱石,虽然两国多次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出现风波,但“政冷经热”表明双方都知道“斗而不破”是底线。
在朴正熙执政的年代,韩国虽然痛恨日本的殖民历史,但也羡慕日本的经济成就。1965年日韩建交的最大成果就是日韩经济关系正常化,韩国开始学习和模仿日本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钢铁、汽车、化工等产业取得了飞跃发展。韩国的财阀经济体系也是在朴正熙时代奠定的。这一体系曾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那之后,历届韩国政府都鼓吹推进经济民主化,但财阀依然主导着韩国的经济命脉。
随着韩国逐步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日韩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性。此次日本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之后,文在寅政府将其称作对韩国的“经济侵略”。然而,文在寅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他在8月15日“光复节”演讲中表示,韩国不断与日本在安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尝试与日本一道治疗殖民统治时期受害者的伤痛,坚持携手合作的立场。可以看到,文在寅借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场合,向日方释放了缓和的信号。
日韩关系在短时间内陷入对抗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日韩关系的结构出现了裂解。经济合作还是不是日韩关系的压舱石?半个世纪前奠定的日韩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彼时,朴正熙为了促成韩国经济崛起而将日韩之间的历史矛盾暂时遮蔽,但随着韩国经济发展,其在构建自身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历史问题渐渐变成了现实的政治问题。被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遮盖的宿怨并没有得到充分清理,日本总认为一纸协议可以将全部麻烦解决掉,这样的思维也体现在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中。而对韩国来说,历史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日本提供的赔偿远不能补偿韩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遭受的苦难。
此次日本公布对韩出口禁令之后,文在寅政府迅速召集产业界和经济部门官员进行研讨,推出的应对方案包括实现零部件国产化,在未来7年投入7.8万亿韩元(约64亿美元),将明显依赖从日本进口的电子和汽车等产业100个品类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机器指定为战略产品,针对半导体制造所需的氟化氢、光刻胶等20个品类,要求在1年内实现国产化,其他80个品类在5年内实现国产化。如此紧迫的时间表,可以理解为韩方的一种应激反应。
日本以“卡脖子”手段制裁韩国,韩国作出了急速国产化的决策,东亚既有的分工体系是不是要瓦解了呢?
二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开放的市场体系,也源于产业分工本身。比如半导体产业,欧美强在设计,日本主攻材料,韩国和中国则在应用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分工与协作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比较优势也可以用作战略武器——经济强国肯定有不可替代的产品或服务。同时,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会带来新的产业,在新产业中占据上风的国家和企业有机会开创新天地。日韩经济争端看上去与历史积怨有关,但越来越同质化的产业竞争是导火索,最终冲破了原有双边关系的框架。
现在,日韩关系来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十字路口,日韩贸易争端也让东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未来,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取决于能否构建结构更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否则,既有架构将面临历史、地缘政治、全球秩序等各个维度的挑战。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