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多元主义之路越走越窄

    从英国脱欧到当前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在欧洲风光一时的多元主义遭遇了极大困境。或者说，欧洲走到了拐点，文化、宗教、族群的边界愈发强硬，身份政治意外归来。

    最近两三年，不仅欧盟的扩张受到了文化边界的限制，欧洲国家内部也发生了本土主义的反弹。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等，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民粹主义政党发声。这种反弹背后的本质问题在于，欧洲既有的国家制度和权力的框架难以整合与容纳多元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多元主义与美国的“大熔炉”不一样。多元主义假定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可以共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多元既是现实也是目标，这与美国对待外来人口的政策基调截然不同，美式“大熔炉”更强调把不断涌入的移民锻造为美国人。

    在欧洲历史上，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并没有保证多元共存。宗教改革时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非常惨烈，直到“三十年战争”之后，不同的教派才不得不共存，教派矛盾不再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

    宗教战争的结束及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让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了世俗国家的制度，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发展注入了动力。二战后，阶级或者说阶层成了政治分析的主要单位，强调以财富多寡而非文化与宗教背景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然而过了不到半个世纪，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原殖民地国家向宗主国的移民，又一次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气候，令欧洲城市的族群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一篇研究社会群体对文化影响的论文结论令人震惊：一个社会中，具有内聚力的群体人口占比超过10%，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会发生显著变化。族群结构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来。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在《谁统治》一书中的研究表明，种族身份在美国的政治演进中同样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持续变化，意大利（裔）人、爱尔兰（裔）人与德国（裔）人的界线才逐步模糊起来，最终实现了“大熔炉”。反观当下的欧洲国家，它们不得不将不同宗教、族群纳入政治视野中，但毫无疑问，原本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建立的欧洲诸国的上层架构，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这样的政治现实。

    你或许会问，19世纪中后期，欧洲强国为什么能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现在却不能在本土实现多元文化共存？问题不难理解：殖民帝国时期，多元性是建立在等级性之上的，而二战后随着普选权的推广，国家政治越来越需要建立在均质化的公民身份之上。

    症结就在这里——多元主义怎么才能与催生共识的公民身份衔接？就像罗伯特·达尔所说，“种族认同的意识并不是产自政治家，而是由整个社会创造的。种族相似性是可感知的，包含在从孩提到老人的意识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们带入到共同的、透明的空间中，但人类在99.9%的时间生活在小型共同体中，这就造成了多元主义面临的坚硬的身份边界。

    我们不能说多元主义在欧洲已经失败，但它至少进入了瓶颈期，甚至是萎缩期。欧洲是谁的欧洲，或者说，谁是欧洲人？有人开玩笑说，欧洲国家的足球队已率先多元主义了，如法国国家队。然而，这不意味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必然走向多元主义。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