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哪里 脚印就在哪里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决定去美国留学。实话说，13岁以前，我没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当时的我像个孩子王，在学校里呼风唤雨好不快活。出国读书？这事好像和我隔着一个银河系。

    但机缘在不经意间就来了。初一时，某次晚自习结束后，来接我回家的妈妈指了指学校墙上一张写有“Green Across the Pacific(跨太平洋绿色行动)”字样的海报说：“这个暑期项目在美国，你如果想去美国看看，不妨试试？”我每天下课都会经过这张海报，却从没留意；听了妈妈的话，我才转过头来仔细打量它。

    这是一个由我所在的广州奥林匹克学校和美国善普兰大学合作的环境科学交换项目，那年暑假，学校打算选拔12名初、高中生到美国佛蒙特州进行一个月的环境科学考察和交流。最终，经过三轮测试，我幸运入围，成了12人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项目持续的一个月里，我们进行了无数实地自然考察，令我大开眼界，也使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告别人人羡慕的快车道

    转折之一是我的英语学习从此仿佛突然开了窍，再无沟通障碍。记得项目的第三天，项目组里的美国教授找我聊天，我发现自己听懂了教授的每一句话，教授似乎也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即使我因为词汇量不够而不断比划，也丝毫无碍沟通。自信心爆棚的我与教授滔滔不绝聊了1个小时，而这1小时改变了我对学习语言的态度。学语言不在乎完美，目标是能与人沟通，要抓住一切机会交流，互相听懂对方的意思就行。

    转折之二是，我萌生了到美国读书的念头。13岁的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教育，想学什么，想怎么学。在跨太平洋绿色行动中，我特别喜欢这种发挥学生能动性的教学模式。参观各色环保产业的公司和工厂、时常在深山老林里考察不说，就连项目最后的“期末考试”，也是让学生在科学博物馆里向公众展示和讲解自己的课题成果。

    我的课题关乎日常家用垃圾处理的调研。在博物馆汇报讲解时，我在大厅里搭了一座城堡模型，城堡用的每一片“砖”都是我一个月来向许多家庭收集的废弃酸奶瓶，大大小小总共有六七十个，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和家长。这种公开的分享让我尤其兴奋，觉得这样的学习和研究太有趣了。

    自那之后，我开始向往自主探索的学习模式，也渐渐意识到对我而言，能以喜欢且主动的方式学习，与学什么知识本身一样重要。在初二学校组织的分流考试中，我面临一个选择：考入直升班，高中继续在广东奥校学习，争取在学科竞赛中取得好成绩，保送进北大、清华，或者申请入读美国高中，彻底告别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奥数生涯。前者似乎是亲朋好友喜欢挂在嘴边的期望，仿佛这是一条人人羡慕的快车道，说什么也不应该轻易放弃。

    但在美国参加环保项目实践的经历让我觉得，在奥赛中拼搏将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我也许有能力在奥赛中继续取得好成绩，但我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兴趣爱好。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尝试把握自己今后教育的机会。毕竟，对我来说，享受旅途比到达终点更重要。

    一年后，当我坐上达美航空从广州飞往纽约的飞机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忐忑渐渐占据了我全身的细胞。刚满15岁的我，就要开启无限未知的可能啦。

    到哥伦比亚支教，打开了另一扇门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私立高中The Hotchkiss School的第一年，一切都是新鲜的。学校位置偏僻，连去便利店也得等周末坐车到附近的小镇才行。但这里的学习资源非常丰富，每逢放假，总有各种各样、遍布全球的项目供学生选择，或学习一门语言，或做感兴趣的研究，或纯粹去探险，或做志愿者……有了初中时参与“跨太平洋绿色行动”的经历，我格外留意这些能够再次“出国”开眼界的项目，每个假期都会参与。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经历是在11年级春假时期，学校组织十几名学生到哥伦比亚北部港口城市Barranquilla一所由慈善组织建立的学校做志愿者，教那里的小学生和中学生英语。学校里有1到12年级的学生，我被分配到4年级组，教10岁左右的小朋友。

    Barranquilla炎热的土地上，一群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小朋友在操场上嬉戏打闹，西班牙语欢快的韵律充斥了整个学校。教室里，一群孩子围在我身边，争着让我给他们取中文名字，黑板上写满了各色各样颇具西语特色的中文译名。下一节课上课铃响了，没有得到中文名的小朋友迟迟不肯离去。

    哥伦比亚的中国人很少，因此学生们对我格外好奇。虽说我是他们的英语老师，可一有机会，小朋友们就会围着我让我教他们中文，就连上课时也会在问完某个词“英语怎么说”后，加上一句“这个中文怎么说”，让我和队友常常哭笑不得。为了不让一堂英语课上着上着就变成中文课，我答应学生们，下课后留下来教他们中文，因此每天教室里都会上演前述的那一幕。

    在哥伦比亚教书只有短短两个星期，却是我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6岁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贫困人口、环境恶化、教育资源紧缺……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这次志愿服务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对国际发展与支援工作有强烈的兴趣。我希望长大后，自己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我的努力能让世界的某个角落变得更好，我就希望去做。

    这样的想法始终激励着我。几年后我考入麻省理工学院，加入校内的国际发展和支援学会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ouse)，先后到中国银川、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缅甸、耶路撒冷甚至南极洲进行国际发展与支援项目实践，这份热情一直延续至今。

    在梭罗的森林里找到自我

    从哥伦比亚回到学校，一切仿佛都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继续前进的脚步。每一天，我的节奏都很快，我打了鸡血般地渴望迎接一个又一个新挑战。

    一个在森林里迷路的下午，给了我停下来好好思考的契机。

    在新英格兰的那片森林里，阳光透过高大的松木闪动跳跃，我光着双脚在林间的碎石子路上走了近两个半小时。不得不承认，我在不知不觉中迷了路。森林的每个角落都似曾相识却又无比陌生，时间仿佛停了下来，四周安静得令人害怕。再过两个小时应该就天黑了吧？如果那时我还走不出这片森林……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和绝望感深深抓住，一屁股坐在地上，抬头望着高耸却漆黑压抑的树冠，大脑一片空白。

    也许都怪梭罗，我想，还有我们年轻的英语老师。好端端的英语期末考，非要搞什么新花样，让部分同学排演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蓝本的情景剧，其他同学观看、讨论和点评。排演剧目的同学对排演地点故作神秘，带着大家越过教学楼和草地，越走越远。我们的英语老师估计是猜到了要往森林中去，怕露水沾湿了皮鞋，于是提早在草地上脱了鞋。跟在后面的同学不明就里，看老师脱了鞋，仿佛羊群效应一般，也都把鞋留在树林外的草地上。

    很快，我们便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森林粗糙的石子路上，每个人都痛得直跳脚，只不过美国的同学和老师痛起来是一路小跳、走得更快，我却一步一停，越走越慢。我跟同学说，你们先走，我会追上大部队的，但渐渐距离越拉越远，很快我便看不见大部队的影儿了。我就这样迷迷糊糊、一步一停地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森林深处。精疲力尽的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不会追上他们的。现在，我应该想想如何自救，走出森林。

    “等到我们迷失了，我们才会开始了解自己。”梭罗说过的话突然跃入脑中。葱郁的森林似曾相识，远处仿佛有个若隐若现的小木屋，坐在木屋前的梭罗朝我招了招手，欢迎我终于来到他的瓦尔登湖。他朝我笑了笑，似乎在说：看看四周吧，这里没有别人，没有人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必须聆听和依靠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声音。

    从小到大，我身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父母、老师、叔叔阿姨，每个人似乎都为我的未来绘制了蓝图，每个人都会对我的选择表达看法。曾经，我非常在乎这些看法，尝试让每个人满意，觉得只有得到别人的赞赏才能确定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不过，从我决定15岁到美国留学时起，我便发现自己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反对的声音各种各样，比如美国不安全、出国太早怕我学坏、不该放弃国内高中奥数班的大好前程……夜深人静时，我第一次听到内心有一个坚定的声音：走出去，让别人说去吧。

    那是我内心的声音啊，是如果不精心呵护就会被外界淹没、微弱却一直闪闪发光的自我。它带我走出国门去探索世界，带我来到了这片偏僻的森林。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它如同落在泥土里的金子般再次闪闪发光，等待我去发现。

    睁大眼睛环顾四周，直觉告诉我，如果放弃原先的石子路，我或许可以减少一半时间，超近路回到树林的入口。抛开一切外界嘈杂的声音，脚下清凉的泥土地似乎有一种自然的魔力，伴着鸟叫蝉鸣，我的步伐也变得轻快起来。好几次当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走错方向的时候，内心那个声音便会坚定地提醒我，相信自己，你一定会走出去的。

    一个小时后，我从来时的入口走出了这片森林。半年后申请大学时，出乎许多人意料，我没有写自己在世界各地参与志愿项目，或是参与南极科考的经历，而是选择用这个在森林中独行的故事，回忆和总结自己的反思与成长。

    因为我知道，不论以后我的脚步带我走到哪里，我的内心都将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梭罗的森林。在那里，我会找到一个自我，如落入泥土中的金子一般闪亮。

    作者本科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机械工程与管理学双学位，现为麦肯锡商业咨询顾问。这个90后射手座女孩也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微信公众号“理想国咖啡店”的运营者，热爱以文会友、以歌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