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末日临近，西方“圣战者”求返乡
综合编译 袁野
青年参考
（
2019年02月14日
01
版）
2月7日，法国人雅克·勒布朗在家中展示报道了他儿子昆廷的杂志。昆廷加入了IS，目前被库尔德武装关押在叙利亚。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数以千计的极端分子无人“接盘”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圣战者”被捕获，人们对极端组织曾经的成员为自己辩白的那套说辞已经非常熟悉：我被骗了，我只是个厨子，我被洗脑了，我不知道“伊斯兰国”（IS）是干什么的，我只是路过，我被灌了毒品，我只是去帮忙……有时，缴械投降的“圣战者”会用最荒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要求返回西方：我想念炸鱼和薯条了。
1月6日，在叙利亚被捕的美国人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他前往当地只是好奇心作祟，想看看IS到底是干啥的。“这可真是奇了怪了，”NBC写道，“因为IS至少从2014年起就在社交网络上无处不在，用血腥的言辞向全世界高调宣扬其真面目。”
“我想更多地了解那种意识形态。我是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辅修全球商业，喜欢政治、旅行和世界大事。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克拉克对NBC说，仿佛他只是在踏入社会前跑到印度来一场长期旅行，而非加入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之一。
随着这个极端组织末日临近，一道新的难题摆在了叙利亚和西方各国面前：如何处理成千上万的IS俘虏和西方“圣战者”。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相当一部分极端分子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在IS势头最猛、魔爪伸得最远时入伙，如今不得不灰溜溜地向叙利亚政府军和美国等国支持的各路武装缴械投降。
《纽约时报》称，这类“圣战者”超过2700人，其中不乏克拉克这样的“奇葩活宝”。如今，他们成了烫手山芋。
昔日IS东征西讨、威胁全球稳定时，这些“圣战者”的祖国纷纷拒绝让他们被遣返回国，理由是担心他们散布激进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祖国发起恐怖袭击。时至今日，IS的旗帜不再那么令人战栗，这个理由也开始站不住脚。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的外交事务负责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奥马尔明言，地方政府“不希望继续承担保护和喂饱如此之多的武装分子的责任”，当地执法机构缺乏以战争罪等罪名起诉他们的能力。
“（俘虏人数）数字巨大，其中一些是危险分子。我们生活在一片很不稳定的地区。”他说。
叙利亚局势并未因IS失势而得到丝毫缓和，相反，随着美军准备撤出，新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邻国土耳其一直对库尔德武装虎视眈眈，叙政府誓言将重申对这片领土的权威。库尔德人既无暇也无力看管这些极端分子。
“这可是高风险。这里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有人逃脱，他们可能逃回祖国，去制造爆炸袭击。”奥马尔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就连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都反对库尔德武装释放他们，人们担心“这些罪犯利用安全真空，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他们想回家，但祖国不想接收
“我为此（加入IS）感到遗憾，我想念家人了。如果我能回家，一定尽力帮助祖国。”绰号“苏凡”的36岁德国男子告诉《华盛顿邮报》。他被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护联盟”关押在叙利亚北部小镇利美兰的一座基地里。
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外国“圣战者”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想回家，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在叙利亚面临怎样的惩罚。包括苏凡在内，来自IS的900名男性武装分子被关押在美国军队帮助守卫的监狱中，约600名女性和1200多名儿童则被安置在难民营特殊区域的帐篷里，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奥马尔告诉《华盛顿邮报》，这些人来自44个国家。应一些国家的要求，他拒绝透露他们的国籍，但表示土耳其人是其中最大的群体，其次是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和俄罗斯人。
《华盛顿邮报》采访了4名被关押的欧洲人，这两男两女都发誓，只要被允许回家，绝不再给祖国惹麻烦。他们对着镜头请求家乡允许他们归乡、恢复过去的生活，希望免遭邻居骚扰。
2015年前往叙利亚时，苏凡的动机颇为混乱：他认识的一些人在德国受到了威胁，他坚信自己需要履行某种宗教使命。他表示，这几年他一直住在IS“首都”拉卡，在医疗机构为受伤的武装分子和平民提供假肢，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看看我，我永远不会去打仗，永远不会杀死任何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苏凡都在颤抖，情绪十分激动。“我有德国国籍，流着德国人的血，我祖父是德国人。”他以一连串理由证明他“应该被允许回家”。
不少人强调自己有纯正的西方血统，不该留在叙利亚。就在NBC采访克拉克的前一天，英国电视4台播放了关于被捕的IS外籍人员的短片。在一个镜头中，一位穿着黑罩袍的英国女性说她想念家乡，尤其是家乡的炸鱼和薯条。
北美文化网站“VICE”称，这不是第一次有英籍极端分子被捕后提到“英国国菜”。被关押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伦敦人瑞玛·伊克巴尔告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炸鱼薯条。我的首选，炸鱼薯条。”出身西米德兰兹郡的沙吉德·阿斯拉姆在给英国《每日镜报》的邮件里写道：“我的家乡以炸鱼薯条店闻名，我非常想念！”被美国国务院怀疑参与过虐待西方俘虏的亚历山大·科泰也曾告诉媒体，“我十分想念炸鱼薯条”。不过，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是在讽刺。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德国内政部宣布，曾加入IS的德国公民有权返德，但德国政府“无法为关押在叙利亚的德国公民提供法律和领事协助”。另一些国家的政府认定，人们在加入极端组织的同时已放弃了公民权。法国人梅丽娜·布加迪尔2017年在伊拉克被伊政府军抓获后，法国政府表示支持她在伊接受审判。2018年12月底，法国政府宣布，如果叙利亚将在押的法籍“圣战分子”遣返，他们将“立即被移交给司法机关”。
“广受接纳的观点是：你去了那里，你就放弃了公民身份，加入了一个不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的组织。”加拿大战略对话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玛纳·阿玛拉辛格姆对《华盛顿邮报》说。
“不了解IS的人更危险”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起诉这些投奔极端组织的人，尤其是在取证标准很高的西方国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探员阿里·索凡承认，除非是臭名昭著的人物，或被拍下犯有战争罪行的过程，否则很难对其提出指控。他说，这些人可以宣称自己不清楚IS的罪行，只是去帮助困境中的同胞。
的确有些人以此替自己开脱。29岁的阿布·贝克尔出生于德国，2014年他带着妻儿来到叙利亚，因为“听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正在犯下暴行”。贝克尔表示，过了不久妻子就警告他，IS不像他们宣扬的那样，但忙于在前线战斗的他无暇顾及。
贝克尔说，当他开始质疑并向其他武装分子抱怨时，同伴们斥责他心怀“魔鬼的念头”。“很难拒绝命令。如果你不服从，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他告诉《华盛顿邮报》。
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36岁的荷兰妇女乌姆·穆罕默德和丈夫、3个孩子在2014年来到叙利亚，那时他们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乌姆抱怨，政府对从IS归来的人紧盯不放，还不如去关注那些尚未动身前往中东的人。
在荷兰，乌姆经常被邻居侮辱和骚扰。他们嘲笑戴面纱的她是“企鹅”，她家的门上被贴了纸，上面写着：“我们这儿没有‘圣战’。”媒体报道了极端分子的种种暴行，但在邻居那里受到的待遇使乌姆坚信，这些报道是不真实的。“我认为西方媒体对穆斯林有偏见。”她说，“我不希望女儿在这种社会中长大，我也不想改变自己来让人们闭嘴，所以我想生活在伊斯兰国家。”
但现实几乎立刻就让她失望了。这家人先去了伊拉克摩苏尔，打算在那里开家杂货店，结果丈夫很快被恐怖分子抓了壮丁。接下来的3年里，一家人在不断逃亡中度日，直到2018年向叙利亚的库尔德部队投降。
“我们被困、被欺骗。”乌姆控诉道，“IS在宣传中描绘的是一种不现实的生活。很多人相信了这个梦想，然而当你来到这里时，他们只想派你上战场。”
如今，乌姆住在临近伊拉克边境的“罗伊”帐篷营地。一片光秃秃的山坡上，联合国捐助的帐篷几乎全被IS武装分子的妻儿占据。被问及家人对她来到叙利亚的看法，乌姆流下了眼泪。父母断绝了同她的一切联系，她说自己很乐意在监狱里度过几年，如果这么做能让她再次见到母亲的话。
“我明白，我们的国家害怕我们。”她说，“但他们更应该警惕那些不了解IS的人，那些仍然对其心存幻想的人，而不必害怕到过这里的人。那些不了解IS真面目的人比生活在这里的人更危险。”
数以千计的极端分子无人“接盘”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圣战者”被捕获，人们对极端组织曾经的成员为自己辩白的那套说辞已经非常熟悉：我被骗了，我只是个厨子，我被洗脑了，我不知道“伊斯兰国”（IS）是干什么的，我只是路过，我被灌了毒品，我只是去帮忙……有时，缴械投降的“圣战者”会用最荒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要求返回西方：我想念炸鱼和薯条了。
1月6日，在叙利亚被捕的美国人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他前往当地只是好奇心作祟，想看看IS到底是干啥的。“这可真是奇了怪了，”NBC写道，“因为IS至少从2014年起就在社交网络上无处不在，用血腥的言辞向全世界高调宣扬其真面目。”
“我想更多地了解那种意识形态。我是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辅修全球商业，喜欢政治、旅行和世界大事。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克拉克对NBC说，仿佛他只是在踏入社会前跑到印度来一场长期旅行，而非加入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之一。
随着这个极端组织末日临近，一道新的难题摆在了叙利亚和西方各国面前：如何处理成千上万的IS俘虏和西方“圣战者”。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相当一部分极端分子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在IS势头最猛、魔爪伸得最远时入伙，如今不得不灰溜溜地向叙利亚政府军和美国等国支持的各路武装缴械投降。
《纽约时报》称，这类“圣战者”超过2700人，其中不乏克拉克这样的“奇葩活宝”。如今，他们成了烫手山芋。
昔日IS东征西讨、威胁全球稳定时，这些“圣战者”的祖国纷纷拒绝让他们被遣返回国，理由是担心他们散布激进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祖国发起恐怖袭击。时至今日，IS的旗帜不再那么令人战栗，这个理由也开始站不住脚。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的外交事务负责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奥马尔明言，地方政府“不希望继续承担保护和喂饱如此之多的武装分子的责任”，当地执法机构缺乏以战争罪等罪名起诉他们的能力。
“（俘虏人数）数字巨大，其中一些是危险分子。我们生活在一片很不稳定的地区。”他说。
叙利亚局势并未因IS失势而得到丝毫缓和，相反，随着美军准备撤出，新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邻国土耳其一直对库尔德武装虎视眈眈，叙政府誓言将重申对这片领土的权威。库尔德人既无暇也无力看管这些极端分子。
“这可是高风险。这里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有人逃脱，他们可能逃回祖国，去制造爆炸袭击。”奥马尔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就连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都反对库尔德武装释放他们，人们担心“这些罪犯利用安全真空，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他们想回家，但祖国不想接收
“我为此（加入IS）感到遗憾，我想念家人了。如果我能回家，一定尽力帮助祖国。”绰号“苏凡”的36岁德国男子告诉《华盛顿邮报》。他被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护联盟”关押在叙利亚北部小镇利美兰的一座基地里。
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外国“圣战者”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想回家，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在叙利亚面临怎样的惩罚。包括苏凡在内，来自IS的900名男性武装分子被关押在美国军队帮助守卫的监狱中，约600名女性和1200多名儿童则被安置在难民营特殊区域的帐篷里，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奥马尔告诉《华盛顿邮报》，这些人来自44个国家。应一些国家的要求，他拒绝透露他们的国籍，但表示土耳其人是其中最大的群体，其次是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和俄罗斯人。
《华盛顿邮报》采访了4名被关押的欧洲人，这两男两女都发誓，只要被允许回家，绝不再给祖国惹麻烦。他们对着镜头请求家乡允许他们归乡、恢复过去的生活，希望免遭邻居骚扰。
2015年前往叙利亚时，苏凡的动机颇为混乱：他认识的一些人在德国受到了威胁，他坚信自己需要履行某种宗教使命。他表示，这几年他一直住在IS“首都”拉卡，在医疗机构为受伤的武装分子和平民提供假肢，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看看我，我永远不会去打仗，永远不会杀死任何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苏凡都在颤抖，情绪十分激动。“我有德国国籍，流着德国人的血，我祖父是德国人。”他以一连串理由证明他“应该被允许回家”。
不少人强调自己有纯正的西方血统，不该留在叙利亚。就在NBC采访克拉克的前一天，英国电视4台播放了关于被捕的IS外籍人员的短片。在一个镜头中，一位穿着黑罩袍的英国女性说她想念家乡，尤其是家乡的炸鱼和薯条。
北美文化网站“VICE”称，这不是第一次有英籍极端分子被捕后提到“英国国菜”。被关押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伦敦人瑞玛·伊克巴尔告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炸鱼薯条。我的首选，炸鱼薯条。”出身西米德兰兹郡的沙吉德·阿斯拉姆在给英国《每日镜报》的邮件里写道：“我的家乡以炸鱼薯条店闻名，我非常想念！”被美国国务院怀疑参与过虐待西方俘虏的亚历山大·科泰也曾告诉媒体，“我十分想念炸鱼薯条”。不过，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是在讽刺。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德国内政部宣布，曾加入IS的德国公民有权返德，但德国政府“无法为关押在叙利亚的德国公民提供法律和领事协助”。另一些国家的政府认定，人们在加入极端组织的同时已放弃了公民权。法国人梅丽娜·布加迪尔2017年在伊拉克被伊政府军抓获后，法国政府表示支持她在伊接受审判。2018年12月底，法国政府宣布，如果叙利亚将在押的法籍“圣战分子”遣返，他们将“立即被移交给司法机关”。
“广受接纳的观点是：你去了那里，你就放弃了公民身份，加入了一个不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的组织。”加拿大战略对话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玛纳·阿玛拉辛格姆对《华盛顿邮报》说。
“不了解IS的人更危险”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起诉这些投奔极端组织的人，尤其是在取证标准很高的西方国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探员阿里·索凡承认，除非是臭名昭著的人物，或被拍下犯有战争罪行的过程，否则很难对其提出指控。他说，这些人可以宣称自己不清楚IS的罪行，只是去帮助困境中的同胞。
的确有些人以此替自己开脱。29岁的阿布·贝克尔出生于德国，2014年他带着妻儿来到叙利亚，因为“听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正在犯下暴行”。贝克尔表示，过了不久妻子就警告他，IS不像他们宣扬的那样，但忙于在前线战斗的他无暇顾及。
贝克尔说，当他开始质疑并向其他武装分子抱怨时，同伴们斥责他心怀“魔鬼的念头”。“很难拒绝命令。如果你不服从，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他告诉《华盛顿邮报》。
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36岁的荷兰妇女乌姆·穆罕默德和丈夫、3个孩子在2014年来到叙利亚，那时他们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乌姆抱怨，政府对从IS归来的人紧盯不放，还不如去关注那些尚未动身前往中东的人。
在荷兰，乌姆经常被邻居侮辱和骚扰。他们嘲笑戴面纱的她是“企鹅”，她家的门上被贴了纸，上面写着：“我们这儿没有‘圣战’。”媒体报道了极端分子的种种暴行，但在邻居那里受到的待遇使乌姆坚信，这些报道是不真实的。“我认为西方媒体对穆斯林有偏见。”她说，“我不希望女儿在这种社会中长大，我也不想改变自己来让人们闭嘴，所以我想生活在伊斯兰国家。”
但现实几乎立刻就让她失望了。这家人先去了伊拉克摩苏尔，打算在那里开家杂货店，结果丈夫很快被恐怖分子抓了壮丁。接下来的3年里，一家人在不断逃亡中度日，直到2018年向叙利亚的库尔德部队投降。
“我们被困、被欺骗。”乌姆控诉道，“IS在宣传中描绘的是一种不现实的生活。很多人相信了这个梦想，然而当你来到这里时，他们只想派你上战场。”
如今，乌姆住在临近伊拉克边境的“罗伊”帐篷营地。一片光秃秃的山坡上，联合国捐助的帐篷几乎全被IS武装分子的妻儿占据。被问及家人对她来到叙利亚的看法，乌姆流下了眼泪。父母断绝了同她的一切联系，她说自己很乐意在监狱里度过几年，如果这么做能让她再次见到母亲的话。
“我明白，我们的国家害怕我们。”她说，“但他们更应该警惕那些不了解IS的人，那些仍然对其心存幻想的人，而不必害怕到过这里的人。那些不了解IS真面目的人比生活在这里的人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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