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巴以冲突与融合

    以色列人念念不忘的阿拉伯美食

    很多以色列人养成了周六到阿拉伯人的市场买便宜东西的习惯。一位“级别非常高”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告诉《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每周日向内阁汇报一周情报活动的绝密简报后，他都会从特拉维夫的总理办公室驾车奔向西岸城市伯利恒，在他钟爱的阿拉伯餐厅饱餐一顿烤羊肉和阿拉伯沙拉。

    “这象征着一个无可否认的双民族社会，由以色列人与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融合而成。”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写道。

    自从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一直不曾停止融合的努力。“当你从以色列1967年前的边界驶入西岸，不会有‘欢迎来西岸’的标志牌告诉你身在何处。”弗里德曼说，“道路和沿途的自然景色都没有变化，两片地区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1987年11月6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条新闻：穆罕默德·侯赛因想在他位于东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餐厅里出售犹太餐食，为此向当地宗教会议提出了申请。餐厅离以色列司法部和法院很近，侯赛因认为，这么做能吸引以色列食客光顾。

    侯赛因的故事已经过去30多年，这片土地上似乎没发生多少变化，阿拉伯美食依然吸引着以色列人。不久前，在北美文化网站“VICE”上，美国作家贾斯汀·福纳尔分享了一个关于“绝赞冰激凌”的故事。

    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福纳尔跟邻座的以色列女性进行了一番礼貌的谈话。

    “你去以色列，准备住哪儿呢？”她问。

    “我去约旦河西岸，要住在拉马拉。”福纳尔答道。拉马拉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的城市，被视为以色列人的禁区，他担心这番话令对方不高兴。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女士的眼睛亮了起来。

    “哦，天呐，你真幸运。”她说，“到了那里，你一定得去鲁卡布（Rukab）冰激凌店。我小时候去过，那家的冰激凌口感赞爆了，像刚融化的奶酪一样……想起这事儿叫我很难过，我可能再也没机会吃到那种冰激凌了。”

    根据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划分成了A区、B区和C区，它们得到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共同承认和尊重。像拉马拉这样的城市属于A区，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供行政管理和安保，虽然以色列国防军经常来这些地区进行突击检查、逮捕“可疑分子”，但以色列平民不得入内；B区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联合控制，理论上不应包括犹太定居点；C区完全处于以色列治下，包括军事前哨和定居点。

    包括拉马拉在内的A区城市设有官方的警告标志：以色列公民禁止入内，私自闯入属于违法行为。警告也适用于那些单纯想吃冰激凌的人。

    一旦店里冷清下来，“就意味着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拉马拉位于耶路撒冷以北10公里处，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巴勒斯坦城市。这里的非官方城市中心是灯塔广场，伫立着5头石狮子的广场是重要的地标，也是当地人抗议以色列政府时的集结点。熙熙攘攘的街道自广场周围延伸出去，每当夜幕降临，居民和游客们就会挤满餐厅、夜总会、烧烤铺和酒吧。从广场向东走过3个街区，鲁卡布大街上坐落着拉马拉市鼎鼎大名的甜品圣地——鲁卡布冰激凌店。

    这家店的招牌产品是“鲁卡布牌Dondurma”，用乳香制成的土耳其式冰激凌。乳香是从黄连木上提取的树脂，在美国被称为阿拉伯树胶，正是这种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故乡希俄斯岛手工采集、不远万里运来的树脂，赋予了鲁卡布冰激凌标志性的弹性和独特的风味。

    走进店门，你会看到柜员小哥挥舞着五颜六色的冰激凌，像是在拉太妃糖。当地人最青睐香蕉味、草莓味和开心果味。虽然所有口味都含有乳香树脂，但福纳尔最喜欢乳香口味，也就是这家店的原味冰激凌。

    鲁卡布冰激凌店用料简单而纯粹，只有牛奶、糖和乳香，口感丰盈，冰凉的奶油味充满口腔，如同蓬松的黎巴嫩雪松。福纳尔说，从圆筒上方舔一口Dondurma，那感觉就像在与手里的冰激凌翩翩共舞。已被含进嘴里的那缕冰激凌拉丝韧性十足，仿佛要将你拉回甜筒一样，你得赶快用牙把它咬断才行。

    店主之一吉米·鲁卡布一边教福纳尔享用冰激凌的礼仪，一边有声有色地讲起了围绕着这家店的家族故事。“我的祖父在1941年开了这家店，在那之前，他已经用推车在街上卖了很久的冰激凌。他的父亲意外过世时，他只有15岁，全家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有个古老的土耳其冰激凌秘方，她每天都做一桶乳香树脂冰激凌，然后我的祖父走街串巷地卖。这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

    小店坐落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角落，挂着粉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如果观察得够细，人们能在店面发现最近几次街头冲突留下的伤痕。吉米指出了30处斑点，它们都是橡胶子弹和真枪实弹留下的。

    “一天晚上，以色列军队来到拉马拉，查抄了一家给学校供应化学课实验试剂的书店。巴勒斯坦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军队用橡皮子弹和实弹回击，4个人中了弹。我来开工时，发现人行道上有几大滩血迹。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这就是拉马拉的日常循环。”

    中学毕业后，吉米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念了商科。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但最终选择回到拉马拉经营家族企业，加入他口中的“乐观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企业家”。巴以冲突令这座城市一直处于危机边缘，吉米觉得，他的店铺就像一张酸碱试纸，通过销售额就能衡量城市的紧张程度。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将美国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我们这儿陷入了极度的不安。更糟的是，他们竟然选在纳克比日（即5月15日，巴勒斯坦称这一天为“灾难日”，以此纪念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后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迁馆。消息传出后，示威者到街上放火，跟以色列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我们不少人担心会爆发全面起义。”

    “每当发生这种事，店里的冰激凌就会卖得很慢，因为巴勒斯坦人开始囤积现金。当你担心要开战时，你最不可能做的事就是浪费钱。吃冰激凌是因为想吃，而不是因为你必须吃。平时我们店里总是很热闹，一旦它冷清下来，通常就意味着不好的事要发生了。”吉米说。

    两个国家的“相爱相杀”

    鲁卡布街的拐角处是一家受欢迎的烧烤店，每天营业至深夜，向食客免费无限量供应自家腌的大约15种咸菜。在街上闲逛的每个人都显得很开心，他们友好地向福纳尔打招呼。吉米让这位美国人放宽心，他说巴勒斯坦人足够聪明，知道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所以不会轻易迁怒于他。

    有传闻说，许多以色列人为一饱口福，不惜违规潜入拉马拉。福纳尔好奇，他们真会那样做吗？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一群以色列人拿着加拿大护照偷偷溜进拉马拉，来吃我的冰激凌。”吉米向他坦言，“他们努力想跟我们打成一片，但我能凭口音听出来。”

    曾几何时，以色列人在西岸和加沙畅行无阻，需要偷偷溜进来的是巴勒斯坦人。后者并非意在美食，而是为了糊口。一切民生均需仰人鼻息，巴勒斯坦人只能按以色列的规则行事，同时不断谴责以色列占领这些土地。

    每天早晨，巴勒斯坦人喝以色列生产的牛奶和咖啡，穿上以色列制造的牛仔裤，把以色列发放的身份证掖进裤子后袋，跳上以色列老板的车，去某座以色列城镇干一天活，说犹太人的希伯来语。他们在耶路撒冷老城制作犹太教食品，售卖犹太人的室内便帽、分支烛台，以及印有“我爱以色列”的T恤衫。

    1987年，西岸和加沙约有800名巴勒斯坦人从他们不承认的犹太国家领取养老金。那时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与巴勒斯坦人一起过了20年日子，对方也该接受现实，跟他们扯张“结婚证”了。

    然而，他们错了，巴勒斯坦人想要的是“离婚”。1987年，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爆发。以色列人选择退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1996年诞生，并站稳了脚跟。

    从巴以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回到店里，吉米给了福纳尔一个新口味的圆筒冰激凌。天快亮了，仍然有几个人站在附近边吃冰激凌边大谈政治。吉米为这片土地的动荡不安而叹息。

    “在店里，我能听到城里风传的所有阴谋论。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其实是朋友，他们在下一盘最终通向和平的大棋。他们缓慢地推进，以便让每个人都能适应变化。也许以色列的首都将是西耶路撒冷，而巴勒斯坦的首都将是东耶路撒冷。”

    “无论计划是什么，我都希望这事儿能成。”吉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