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流浪的玩具猴 一个重聚的犹太家族

    这是一只有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猴子玩偶。它比我的手掌短一点儿，很多地方的皮毛已经磨损。在漫长的岁月里，它陪伴我父亲漂泊四方——逃离德国，前往瑞典、美国……最终，这只上了年纪的猴子成了一条线索，改变了一个犹太家族的命运。

    父亲格特·伯利纳是玩具猴最初的主人。上世纪3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他每次去柏林街头骑车兜风，都不会忘记把这个小小的玩偶夹在车把上。

    “我喜欢它，”现年94岁的父亲回忆道，“小猴子就像护身符，能带来好运。”

    逃亡路上只有玩偶相伴

    在儿时的照片中，父亲看起来信心十足，嘴角带着笑意，有点儿叛逆。彼时的他不可能预料到，从亲人、玩伴到财产，自己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将被仇恨逐一掏空。

    80年前的11月，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德国犹太人的商店、学校和家园被纳粹分子焚烧、摧毁。种族主义鼓噪下的德国民众，也加入了迫害同胞的行列。

    “我走到屋外，”父亲描述起当时的情景，“地上有很多碎玻璃……警笛嘶鸣，犹太教堂火光冲天。”

    犹太人的财产消失了，自由消失了，最后，逃离家乡的机会也消失了。唯一的希望是留给未成年人的，即“金德儿童”救援行动，绝望中的人们试图藉此让儿女逃离魔掌。成千上万的孩子从此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多数人去了英国，父亲的目的地则是瑞典。

    1939年，14岁的他告别父母，登上了开往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卡尔玛的火车。父亲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屈指可数的几件行李中，最“没用”的就是那只玩具猴。

    幸运的是，接纳他的是个慷慨善良的家庭。父亲对瑞典的第一印象是空气。摆脱了柏林的暴力氛围，他得以自由呼吸。“突然就觉得畅快，”他说，“就好像空气不一样了。”

    滞留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令父亲心急如焚。战争爆发后，仅有的书信联系彻底断绝了。1943年5月17日，我的祖父母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失去了生命。

    孤独与沉默困扰三代人

    纳粹的覆灭并未促使父亲返回德国，失去亲人的他不再视那片土地为故乡。22岁那年，他离开瑞典去了美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又一次，他在旅行箱里给猴子玩偶留了位置——它是父亲转瞬即逝的少年时代的残骸，更是他与故土仅有的羁绊。

    那以后的大部分时间，父亲住在纽约。作为摄影师和艺术家，他在新墨西哥州和意大利工作，始终和玩具猴形影不离。不过，小猴子一直“住”在父亲抽屉最深处，隐藏得如此私密，以至于我有很多年根本没意识到它的存在，更不了解它代表的一切。

    这只是我不知道，或者说父亲不让我知道的诸多事物之一。

    即便在我长大成人后，父亲也很少和我讨论他遭遇过什么。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流浪四方的他有多么孤独？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是个冷漠的老人，我是个冷漠的儿子。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被断断续续、令人不安的沉默困扰。

    要说我这些年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家真的很“小”。伯利纳家族似乎只剩下三个人活在世间：父亲、我和我儿子。我一度非常确信，他们俩也是这么想的。

    之后，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年迈的玩具猴成了一场邂逅的牵线者。

    博物馆里的奇妙邂逅

    2003年，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档案保管员奥布里·庞莫伦斯造访了父亲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两人之前见过几面，这次，奥布里是来寻求帮助的。他问父亲：您在德国生活的时候有什么小物件保存下来？可以让参观博物馆的人亲身体验它吗？

    有那么一阵子，父亲觉得自己的心被撕裂了。他不想舍弃那独一无二的玩具猴，它是他儿时最亲密的伙伴。我也劝他毫不犹豫地回绝对方的提议。但父亲最后还是决定，玩具猴应该回到外面的世界，作为一块微不足道的历史碎片，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就这样，小猴子回到了柏林，这次是住在博物馆里，而不是夹在小男孩的自行车上。从此，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展览中与这无名的玩偶面对面，聆听它和昔日主人的故事。

    其中一位游客是艾丽卡·佩特森。2015年，她和男友约希姆走进博物馆，当时展出的是纳粹时期犹太儿童的生活。展品包括一些带盖子的木盒，参观者可以打开细观其中的文物。

    盒盖开启的一刻，艾丽卡发现其中的物件有些特别。“是一个毛绒玩具和一张小男孩的照片，一个叫格特·伯利纳的孩子，”她回忆说，“纯属巧合吗？我母亲也姓伯利纳。”

    艾丽卡觉得意外，她的母亲阿格尼塔闻讯却浮想联翩。母女俩是瑞典公民，祖籍在德国柏林。阿格尼塔试着用父亲的名字上网搜索，立刻找到了后者的个人网站，上头有小猴子玩偶的照片。

    “还有电子邮件地址。”她后来告诉我，“我有点儿犹豫，这也许只是个陌生人，但我终究抑制不住好奇，发了一封邮件给你父亲——难道我们是亲戚？”

    我清楚地记得，向来严肃的父亲那天仿佛换了个人，在打给我的电话里竟有些语无伦次：“因为这只猴子玩偶，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从瑞典打给我，说，我觉得你是我表兄。”

    放弃宝物 收获亲情

    此后不久，趁着父亲在柏林举办摄影展，阿格尼塔和她的妹妹苏珊娜，以及苏珊娜的儿子丹尼尔安排我们见面了。

    素昧平生的两家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是的，伯利纳家族并非只有我们祖孙三人。

    原来，我的祖父有个叫卡尔的哥哥。卡尔·伯利纳有两个孩子，他们在战争爆发前也流亡到了瑞典，但不是通过“金德儿童”行动逃离的，而是去了偏远乡村的农场，从此在当地定居。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父亲的表兄弟，但他们彼此从未有过联系。

    80年后，借助一只古旧的猴子玩偶，血缘的纽带重新被连接起来。

    最近，我去了趟瑞典，与“失而复得”的亲戚们见面，还寻访了父亲当年的足迹。冬至节当天，瑞典传统的盛宴持续到深夜，大家品尝肉丸、鲑鱼，畅饮杜松子酒，蛋糕上的草莓比我以往见过的都多。尽管相识没多久，我还是在远方的亲人身上找到了熟悉的感觉。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度过了艰难岁月，开枝散叶。

    年迈的父亲没有到场。于是，所有人一起给身在纽约的他打了电话——艾丽卡、阿格尼塔和我都守在话筒旁，把所见所感与他分享。这是个五味杂陈的电话。我知道，父亲原本打算静静地度过最后的人生岁月，他习惯了独自待在公寓里，重温逝去的时光。

    直到写下这些文字，我依然无法透彻理解父亲和家族经历的事情，但我越来越相信，从父亲把那只玩具猴装进手提箱的一刻起，所有人便注定会重逢。

    勇敢地放弃见证过历史的宝物，父亲收获了失落多年的亲情。“这是最棒的礼物，”他对我感叹道，“在迟暮之年，我发现咱们的家竟然这么大。”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