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进“监狱”享受孤独
本报见习记者 袁野
青年参考
（
2018年12月12日
03
版）
7月2日下午，位于首尔的韩国电商薇美铺总公司大屏幕上打出“下班速度每小时300公里”的标语，鼓励员工准点下班。当天是韩国推行每周最长工时52小时后的首个周一。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大多数人对监狱避之不及，但在韩国，许多人愿意花钱进入一所特殊的“监狱”。为了从难以喘息的日常生活中逃离片刻，他们主动寻求被拘禁。
“监狱”里才有自由与安宁
康顺元最近花了一个星期，享受5平方米的孤独。
他交出手机，换上深蓝色衣裤，睡在207号“牢房”的地板上。他通过门上的活板领取每天的饭菜，在房间角落排便和洗漱，脸上开始长出杂乱的胡须。
这里不是监狱。在这个到处是工作狂的国度，康顺元在度假。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指出，韩国的国名寓意为“平静的早晨”，但2017年，韩国人均工作2024小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中第二长的，仅次于墨西哥，高于以工作压力大闻名的日本。OECD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764小时。
在韩国，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6天是不少人的常态。这就是像康顺元这样的中产人士必须想办法减轻倦怠的原因。
作为工程师，57岁的康顺元每周在首尔的现代起亚汽车公司工作近70个小时。据CBC报道，他在11月支付了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90元），和另外13位客人一起参加禅修课程“无道之道”，在位于江原道洪川郡的“内心牢笼”（Prison Inside Me）机构中度过了7天。
洪川郡人迹罕至，距离几个月前举办冬奥会的平昌约2小时车程。一到冬天，江原道就变成冰天雪地的世界，在这里“坐牢”形同与世隔绝。“江原道的冬天比我想像中更安静，在心灵充电的同时，你可以滑冰、垂钓，观赏不时激起涟漪的小溪。走运的话，能在山间偶遇麋鹿。”一名体验者说。
在这里，康顺元可以屏蔽外界的刺激，摆脱狂躁的生活节奏。
“我超负荷工作。这就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他用几乎是耳语的音量告诉CBC，“今天，我感觉更加精神焕发，思绪很轻松。”
康顺元已是第三次来到这所“监狱”。开办5年来，这里已“囚禁”过2000多名客人，包括上班族、大学生、企业家和全职主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这里招待过一名13岁男孩。客人们的“囚禁”时间从24小时到一周不等。
“内心牢笼”有28间“牢房”，布置如出一辙：装有狭窄玻璃窗的铁门被涂成灰色，和真正的监狱一样从外面上锁，但有需要时可以从内部打开。“牢房”面积只有5到6平方米，内部设施非常简单：桌子、收纳柜、茶具和洗脸盆，仅此而已。
“监狱”有严格的规定：不准与“狱友”交谈，不准使用手机，不准戴手表，一切电子设备都不能带进“牢房”，要交给工作人员保管。每名“囚犯”会得到一套蓝色狱服、一块瑜伽垫、一支笔和一个记事本。铺着木地板的室内有地暖，但没有床，人只能睡在地上。马桶在屋角。
房门下方设有送饭口，每到饭点会有人来送饭。早餐是米粥，正餐有蒸红薯和香蕉奶昔，清淡且简单。“监狱”的常客告诉CBC，这里在物质上有多匮乏，在精神上就有多富足。令人脊背发凉的萧杀气氛，给了康顺元一些他觉得已经丢失了的东西。
“自由。”他说。
有些人在“牢房”里静静哭泣
“这方小牢房不是监狱，我们要回去的地方（社会）才是真正的监狱。”“内心牢笼”的联合创始人卢智香对半岛电视台说。
这座建筑是她和丈夫权永硕的心血结晶。51岁的权永硕原本在乡村地区当检察官，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我身心疲惫，又没勇气辞职不干，人生不在我自己的掌控之中。”他说，“我被无形的力量推来搡去，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如果把我单独关起来一阵子，我觉得自己能感觉好些。至少没有人或者电话找我，也不必抽烟喝酒。我独自一人，或许能在监狱里治愈自己。”
权永硕是认真的。他找到做监狱长的朋友，希望对方“法外开恩”把他关起来。然而，就算他苦苦请求说这是为治疗心疾，朋友还是拒绝了他。
权永硕不肯放弃，他决定自己办个监狱来蹲。
这绝非易事。“内心牢笼”耗资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8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权永硕夫妇自筹的资金，其余来自捐款。CBC报道称，他们建起的“监狱”是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幸福工厂”负责其日常运营。
2013年6月正式开业后，“内心牢笼”大受欢迎，期期满员。向公众开放前，权永硕体验了一周，他发现监禁这种形式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舒缓。“现代人常常只顾往前看，没空回首已走过的路。我们需要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他告诉CBC。
卢智香说，起初许多客人对“监狱”心怀畏惧和些许抵抗，担心自己无法在房间里独处很久。但尝试后，很多参与者表示他们“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自由”。
28岁的朴惠利在创业公司当项目经理，为了被“囚禁”24小时，她付了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5元）。“这座监狱给了我自由的感觉。”她告诉德国《明镜》周刊。
“平时太忙。”她坐在“牢房”里说，“本来我现在不应该在这里的，手头还堆着那么多工作。但为了更好地生活，我决定休息和自省一下。”
“这个休息场所适合我。”63岁的尹程淳说。她在首尔大学经营两家咖啡厅，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6天。“我一直在寻找能找回自我的地方。”“监狱”每天为她播放一小时寺院诵经声，她每天早上手持佛珠，默念经文。从即时通讯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尹程淳得以每天享受4小时无忧无虑的冥想时间。
在“内心牢笼”中，每个人都被单独“囚禁”，而且必须与手机分开。许多人欢迎这条规则，他们希望从日常的琐碎事务中抬起头来。37岁的计算机程序员宗秀伊觉得自己的生活在原地踏步，日复一日的重复让她看不到未来，焦虑不已。“我来这里是为了摆脱窒闷的感觉。在这儿度过一周后，我意识到所有担忧都是妄想，我能摆脱它们，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些人会在“牢房”里静静哭泣。不是因为当“囚犯”令他们痛苦，而是他们终于有时间缓解内心的焦虑。
“我也哭了。”卢智香说。最近，她也在“牢房”中度过了24小时。
逃进“监狱”无法改变现实，但它创造了机会
权永硕夫妇都有第二份工作。卢智香经营一家戏剧公司，权永硕在当律师。律师工作很辛苦，但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这与他建立“内心牢笼”的初衷并不矛盾。“我不再每周工作100小时了。我正在减少工作时间，用更多精力生活。”
“内心牢笼”与其经营者的故事，如同韩国社会现状的某种隐喻。在这片缺乏资源的狭小国土上，5100万人口依靠几近疯狂的工作缔造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代价是“过劳社会”。半岛电视台称，一连串关于公交车司机疲劳驾驶的故事去年在韩国流传，这些司机握着方向盘睡着了，导致的致命事故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超负荷工作的文化。
几十年前，超负荷工作被视为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今，一系列社会弊病浮出水面，比如惊人的低生育率和高自杀率。韩国《朝鲜日报》9月3日报道称，该国2018年的生育率再次创下历史新低（0.96），成为全球在和平状态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在2017年推迟到31.6岁，同样为全球最高。韩国的自杀率也位居全球前列，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超过1万人自杀，始终处在OECD榜单的第一名。
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推行了“休息权”运动，旨在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相关措施今年7月开始实施。政治家们反复讨论如何进一步限制加班。
一些公司也试图减轻员工负担，比如限制使用韩国最受欢迎的即时通讯软件“KakaoTalk”。对许多人来说，手机上蹦出的新信息通知是一种持续性的折磨，令他们永远不能放松神经。
虽然新法案受到民众广泛欢迎，商界却强烈反对它。韩国《中央日报》援引韩国经济研究院的报告称，如果想维持生产水平不变，减少工作时间的新规定将迫使韩国企业多付出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38亿元）的成本。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法律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只有十分之一的员工能享受到好处。对大多数小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盈利能力恶化，他们的雇员必须接受减薪。”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韩国檀国大学经济学教授金泰基的话说。
权永硕相信，新法规有利于韩国社会，他觉得应该让人们有机会在专家指导下体验孤独和冥想。不过他承认，在短暂“囚禁”中获得的感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施，才有意义。
“我认为在这里住一两天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他说，“但它制造了机会，一个开始变化的契机。独处的价值和经验将影响人们此后的生活。有些人甚至称它是他们送给自己的最棒的礼物。”
大多数人对监狱避之不及，但在韩国，许多人愿意花钱进入一所特殊的“监狱”。为了从难以喘息的日常生活中逃离片刻，他们主动寻求被拘禁。
“监狱”里才有自由与安宁
康顺元最近花了一个星期，享受5平方米的孤独。
他交出手机，换上深蓝色衣裤，睡在207号“牢房”的地板上。他通过门上的活板领取每天的饭菜，在房间角落排便和洗漱，脸上开始长出杂乱的胡须。
这里不是监狱。在这个到处是工作狂的国度，康顺元在度假。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指出，韩国的国名寓意为“平静的早晨”，但2017年，韩国人均工作2024小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中第二长的，仅次于墨西哥，高于以工作压力大闻名的日本。OECD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764小时。
在韩国，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6天是不少人的常态。这就是像康顺元这样的中产人士必须想办法减轻倦怠的原因。
作为工程师，57岁的康顺元每周在首尔的现代起亚汽车公司工作近70个小时。据CBC报道，他在11月支付了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90元），和另外13位客人一起参加禅修课程“无道之道”，在位于江原道洪川郡的“内心牢笼”（Prison Inside Me）机构中度过了7天。
洪川郡人迹罕至，距离几个月前举办冬奥会的平昌约2小时车程。一到冬天，江原道就变成冰天雪地的世界，在这里“坐牢”形同与世隔绝。“江原道的冬天比我想像中更安静，在心灵充电的同时，你可以滑冰、垂钓，观赏不时激起涟漪的小溪。走运的话，能在山间偶遇麋鹿。”一名体验者说。
在这里，康顺元可以屏蔽外界的刺激，摆脱狂躁的生活节奏。
“我超负荷工作。这就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他用几乎是耳语的音量告诉CBC，“今天，我感觉更加精神焕发，思绪很轻松。”
康顺元已是第三次来到这所“监狱”。开办5年来，这里已“囚禁”过2000多名客人，包括上班族、大学生、企业家和全职主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这里招待过一名13岁男孩。客人们的“囚禁”时间从24小时到一周不等。
“内心牢笼”有28间“牢房”，布置如出一辙：装有狭窄玻璃窗的铁门被涂成灰色，和真正的监狱一样从外面上锁，但有需要时可以从内部打开。“牢房”面积只有5到6平方米，内部设施非常简单：桌子、收纳柜、茶具和洗脸盆，仅此而已。
“监狱”有严格的规定：不准与“狱友”交谈，不准使用手机，不准戴手表，一切电子设备都不能带进“牢房”，要交给工作人员保管。每名“囚犯”会得到一套蓝色狱服、一块瑜伽垫、一支笔和一个记事本。铺着木地板的室内有地暖，但没有床，人只能睡在地上。马桶在屋角。
房门下方设有送饭口，每到饭点会有人来送饭。早餐是米粥，正餐有蒸红薯和香蕉奶昔，清淡且简单。“监狱”的常客告诉CBC，这里在物质上有多匮乏，在精神上就有多富足。令人脊背发凉的萧杀气氛，给了康顺元一些他觉得已经丢失了的东西。
“自由。”他说。
有些人在“牢房”里静静哭泣
“这方小牢房不是监狱，我们要回去的地方（社会）才是真正的监狱。”“内心牢笼”的联合创始人卢智香对半岛电视台说。
这座建筑是她和丈夫权永硕的心血结晶。51岁的权永硕原本在乡村地区当检察官，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我身心疲惫，又没勇气辞职不干，人生不在我自己的掌控之中。”他说，“我被无形的力量推来搡去，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如果把我单独关起来一阵子，我觉得自己能感觉好些。至少没有人或者电话找我，也不必抽烟喝酒。我独自一人，或许能在监狱里治愈自己。”
权永硕是认真的。他找到做监狱长的朋友，希望对方“法外开恩”把他关起来。然而，就算他苦苦请求说这是为治疗心疾，朋友还是拒绝了他。
权永硕不肯放弃，他决定自己办个监狱来蹲。
这绝非易事。“内心牢笼”耗资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8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权永硕夫妇自筹的资金，其余来自捐款。CBC报道称，他们建起的“监狱”是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幸福工厂”负责其日常运营。
2013年6月正式开业后，“内心牢笼”大受欢迎，期期满员。向公众开放前，权永硕体验了一周，他发现监禁这种形式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舒缓。“现代人常常只顾往前看，没空回首已走过的路。我们需要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他告诉CBC。
卢智香说，起初许多客人对“监狱”心怀畏惧和些许抵抗，担心自己无法在房间里独处很久。但尝试后，很多参与者表示他们“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自由”。
28岁的朴惠利在创业公司当项目经理，为了被“囚禁”24小时，她付了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5元）。“这座监狱给了我自由的感觉。”她告诉德国《明镜》周刊。
“平时太忙。”她坐在“牢房”里说，“本来我现在不应该在这里的，手头还堆着那么多工作。但为了更好地生活，我决定休息和自省一下。”
“这个休息场所适合我。”63岁的尹程淳说。她在首尔大学经营两家咖啡厅，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6天。“我一直在寻找能找回自我的地方。”“监狱”每天为她播放一小时寺院诵经声，她每天早上手持佛珠，默念经文。从即时通讯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尹程淳得以每天享受4小时无忧无虑的冥想时间。
在“内心牢笼”中，每个人都被单独“囚禁”，而且必须与手机分开。许多人欢迎这条规则，他们希望从日常的琐碎事务中抬起头来。37岁的计算机程序员宗秀伊觉得自己的生活在原地踏步，日复一日的重复让她看不到未来，焦虑不已。“我来这里是为了摆脱窒闷的感觉。在这儿度过一周后，我意识到所有担忧都是妄想，我能摆脱它们，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些人会在“牢房”里静静哭泣。不是因为当“囚犯”令他们痛苦，而是他们终于有时间缓解内心的焦虑。
“我也哭了。”卢智香说。最近，她也在“牢房”中度过了24小时。
逃进“监狱”无法改变现实，但它创造了机会
权永硕夫妇都有第二份工作。卢智香经营一家戏剧公司，权永硕在当律师。律师工作很辛苦，但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这与他建立“内心牢笼”的初衷并不矛盾。“我不再每周工作100小时了。我正在减少工作时间，用更多精力生活。”
“内心牢笼”与其经营者的故事，如同韩国社会现状的某种隐喻。在这片缺乏资源的狭小国土上，5100万人口依靠几近疯狂的工作缔造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代价是“过劳社会”。半岛电视台称，一连串关于公交车司机疲劳驾驶的故事去年在韩国流传，这些司机握着方向盘睡着了，导致的致命事故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超负荷工作的文化。
几十年前，超负荷工作被视为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今，一系列社会弊病浮出水面，比如惊人的低生育率和高自杀率。韩国《朝鲜日报》9月3日报道称，该国2018年的生育率再次创下历史新低（0.96），成为全球在和平状态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在2017年推迟到31.6岁，同样为全球最高。韩国的自杀率也位居全球前列，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超过1万人自杀，始终处在OECD榜单的第一名。
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推行了“休息权”运动，旨在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相关措施今年7月开始实施。政治家们反复讨论如何进一步限制加班。
一些公司也试图减轻员工负担，比如限制使用韩国最受欢迎的即时通讯软件“KakaoTalk”。对许多人来说，手机上蹦出的新信息通知是一种持续性的折磨，令他们永远不能放松神经。
虽然新法案受到民众广泛欢迎，商界却强烈反对它。韩国《中央日报》援引韩国经济研究院的报告称，如果想维持生产水平不变，减少工作时间的新规定将迫使韩国企业多付出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38亿元）的成本。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法律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只有十分之一的员工能享受到好处。对大多数小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盈利能力恶化，他们的雇员必须接受减薪。”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韩国檀国大学经济学教授金泰基的话说。
权永硕相信，新法规有利于韩国社会，他觉得应该让人们有机会在专家指导下体验孤独和冥想。不过他承认，在短暂“囚禁”中获得的感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施，才有意义。
“我认为在这里住一两天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他说，“但它制造了机会，一个开始变化的契机。独处的价值和经验将影响人们此后的生活。有些人甚至称它是他们送给自己的最棒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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